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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尼米亚颂歌》III，56。我接受赫克（Hecker）的猜测，此处的文本是“ （而非 ） ［在所有合适的事情上使他们的心灵成长］”。“ ［在］”为施密德（Erhard Schmid）所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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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例如，多恩赛夫就持这种观点。有些段落用两种方式都可以解释。不过，我们可以参看泰奥格尼斯770，在那里，“ ［才智、智慧］”是诗人的一种高级智慧，它使他与凡夫俗子卓然不同，并使得教育他们成了他的义务和使命。“ ［才智、智慧］”中包含三个相互区别的方面：思考和探究（ ），指示（ ），创作（ ）。显然，这与泰奥格尼斯790中的“ ［智力德性］”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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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塞诺芬尼残篇2，11及以下（第尔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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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凯歌》（Paean ）V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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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尼米亚颂歌》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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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奥林匹亚颂歌》I，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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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皮托颂歌》II，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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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奥林匹亚颂歌》II，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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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尼米亚颂歌》III，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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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古希腊肃剧残篇》（Fragmenta Tragicorum ），残篇1047（诺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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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奥林匹亚颂歌》II，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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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参见本卷论“智术师”章，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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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泰奥格尼斯在他的诗歌中创造了“武士箴言（Ritterspiegel ）”一词之后，品达也让他最后一首致西西里王的颂歌成为了一部“王侯箴言”（Fuerstenspiegel ）。后来，伊索克拉底在其《致尼科克勒斯》（To Nicocles ）中模仿了这种类型的教育，在《致尼科克勒斯》导言（4）中，他呼吁，统治者的教育是他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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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阿里斯托芬〈蛙〉评注》（Schol. Ad Aristoph. Ran. ）1028（来自厄拉多塞［Eratosthenes］的《论谐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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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科林斯地峡颂歌》VIII，9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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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酒神颂》（Dith. ），残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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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一章 僭主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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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对贵族阶层的诗歌的研究将我们带进了公元前五世纪，其时，贵族阶层仍处于鼎盛时期。不过，在此之前，在贵族统治和民众治理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僭主政治——此种现象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在希腊城邦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现在到了必须详加讨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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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修昔底德所认识到的，西西里的僭主们（品达曾经为他们之中的两位写过颂诗）的统治，与通常的希腊僭主相当不同。[1] 由于地处希腊文化（Hellenism）的西方前哨，面对迦太基日益膨胀的航海和商业力量，西西里的独裁统治比希腊其他地方都要长久，但在希腊大陆，随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10年的陨落，雅典僭主政治历史的新时期就结束了。在西西里，造就僭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与在希腊本土及其东方殖民地产生僭主的必然社会进程全然不同。它确实与贵族统治的崩溃和民众的崛起相一致，但也同样是西西里强大城邦（如阿克拉加斯、杰拉［Gela］和叙拉古）的商业扩张主义政策的军事和外交表达。甚至在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政治之后，西西里的这种需要，凭其必然的逻辑，仍造就了狄奥尼修斯（Dionysii）的僭主政治：这就是它无可避免的必然性——柏拉图认为这种必然性就是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证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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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的雅典以及科林斯地峡的富裕诸城，其时，正是希腊本土出现僭主的成熟时期。雅典代表了僭主政治运动的最后阶段。梭伦早就预言过它的到来；在其晚年的诗作中，梭伦讲到了即将来临的僭主统治，最终，他活着看到了它成为事实的那一天。[3] 尽管梭伦出生于雅典的高门望族，但他已经挣脱了等级制度传统的束缚。他的诗歌预示了、他的法律勾画了、他的人生体现了一种新的人性理想，［224］一种其成就不依赖于出身和财产的特权的新理想。即使如此，当他为阿提卡地区被压迫的劳动者主张正义时，他也从未设想过任何诸如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后来他被奉之为其创建者的东西。他只是希望古老的贵族国家在道德和经济上证明自己，而且起初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贵族政制即将到来的没落。但是，贵族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从梭伦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在梭伦隐退之后，派系纷争以新的怒火再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