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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此种对悲剧的知识中，在他“摆脱了怀疑的重负”之后，埃斯库罗斯才能找到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达到这种知识时，他得到了神话的帮助，这神话如此轻易地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象征：宙斯是泰坦诸神的原初世界以及他们的傲慢自大的挑战力量的征服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攻击，秩序不断地针对混乱重建其自身。这就是苦难的意义，即使在我们不能理解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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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埃斯库罗斯虔敬的心灵经由苦难的力量，认识到了天神的辉煌胜利。没有人真正知晓那种苦难和胜利的意义，直到他与空中的鹰一样，全心全意地加入到对这胜利的欢呼——一切生命都以对这胜利的欢呼向宙斯这一征服者致敬。这就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安排的和谐”的意义，［267］凡人的愿望永远别想逾越这种神定的和谐 （harmonia），泰坦神所造的人类文明也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宙斯建立的和谐 。从这个角度看，埃斯库罗斯的生活以及他的诗歌成就，在《奥瑞斯忒亚》三部曲的最后一幕，以有序整体 （cosmos），整个城邦的和谐秩序，各种对立面之间的和解，以及城邦自身建立在永恒的世界-秩序 （cosmos）之上的画面来结束，实在是意味深长。当城邦在这个普遍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埃斯库罗斯肃剧艺术所创造的“肃剧人物”的新形象便展示出了其与生活整体的隐秘一致，而且，通过达到坚韧的意志、痛苦的抗争以及过人的勇力等英雄主义的新高度，这种新形象上升到了一种远为高贵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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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阿里斯托芬的《蛙》（Frogs ）第840行中，埃斯库罗斯称呼欧里庇得斯为“ ［菜园女神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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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里斯托芬，《蛙》，第886—887行。译注：德墨忒尔（Demeter）是克洛诺斯（Kronos）和瑞亚（Rhea）的女儿，为农神，她的教义很神秘，不许人泄露，她在厄流西斯地方最受人崇敬，埃斯库罗斯就出生在雅典远郊的厄流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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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尔克（F.G. Welcker），《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普罗米修斯”和利姆诺斯岛的卡比洛斯神崇拜仪式》（Die aeschylische Trilogie Prometheus und die Kabirenweihe zu Lemnos ），Darmstald，1824，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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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3.2.1111a10；参见无名氏，《尼各马可伦理学评注》（Comm. in Eth. Nic. ），145（Heylbut）；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杂文集》（Strom. ）II，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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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埃斯库罗斯传》（Vita Aeschyli ） II（维拉莫维茨的校勘本，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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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第432行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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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4，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关于雅典战后登上权力顶峰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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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尼波斯（Corn. Nepos），《第米斯托克利传》（The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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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是确确实实的：我们是从整个公元前五世纪无数雅典战士——他们在多次战斗中为国献身——的墓志铭中，从公开发表的葬礼演说中，来追溯提尔泰奥斯精神及其对雅典公民精神风貌的影响的。参见拙文《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2，第561—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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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埃斯库罗斯，《乞援人》，第88行及以下；第524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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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亚里士多德，《诗学》，c.6，1450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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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埃斯库罗斯，《欧墨尼得斯》，第916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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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III，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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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Ag. ），第810行及以下；在其伟大的归家演说中，阿伽门农强调的重点落在“正义”之上；与此类似，合唱队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是“正义”。《欧墨尼得斯》整个关注的都是正义问题及其对城邦的重要意义。正义（Diké）是雅典娜女神亲自为城邦制定的最高行为准则，参见《欧墨尼得斯》，第691行；对作为雅典民主制度之根基的法律的畏惧，参见《欧墨尼得斯》，第698行。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7.3，伯利克里的讲话；以及本卷此处，注释[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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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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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c.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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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亚里士多德目光如炬，在其《诗学》中，只集中讨论史诗和肃剧这两种希腊诗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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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本卷关于荷马之后的诗歌的章节，赫西俄德、提尔泰奥斯、抒情诗、抑扬格诗和哀歌体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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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69] 所引用的厄勒的专题论文《古代希腊诗歌中的神话范例》（Basle，1925），以及本卷此处注释[103] 所提到的伊利格和费尔对品达诗中的神话故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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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几十年前所发现的萨福诗歌（残篇55a［狄尔编］），关于赫克托尔与安德洛玛珂克（Andromache）的婚礼的描绘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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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维拉莫维茨，《古希腊肃剧引论》（Einleitung in die attische Tragoedie ），Berlin，1907，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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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对肃剧起源问题的现代文献——从尼采的《肃剧的诞生》（Birth of Tragedy ）到现代宗教史家异想天开的各种理论——进行概述也不在本书范围之内。皮夏德-坎布里奇（A.W. Pichard-Cambridge）在其《酒神颂歌、肃剧和谐剧》（Dithyramb,Tragedy and Comedy ，Oxford，1927）中，以一种均衡的判断对全部资料进行了一种彻底的讨论。参见克兰茨（W. Kranz），《合唱歌》（Stasimon ），Berlin，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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