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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安提戈涅》，第583行及以下合唱。译注：为方便读者理解几部剧的来龙去脉，略陈故事情节如下。拉伊俄斯（Laius）是忒拜（Thebe）国王拉布达科斯（Labdacus）的儿子，由于幼年失去父亲，监护人被政敌杀害，所以被夺走了作为忒拜国王的一切权力。他后来投奔了珀罗普斯（Pelops），为他的儿子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做家庭教师。可是拉伊俄斯爱上了美少年克律西波斯，将其诱拐并导致其死亡。因此，儿子被杀害的珀罗普斯将“必将死于其子之手”的诅咒施给了拉伊俄斯。拉伊俄斯成为忒拜国王并与伊俄卡斯忒（Jocasta）结婚之后，这个来自珀罗普斯的诅咒又被“必将死于其子之手”的神谕再一次印证。对这个预言和神谕感到万分恐惧的拉伊俄斯为了避免子嗣的降生，一直回避和妻子伊俄卡斯忒交媾。拉伊俄斯在某日醉酒之后和伊俄卡斯忒的一夜交合，导致了俄狄浦斯的降生。拉伊俄斯把刚出生的婴儿抛弃到荒山中，却被牧羊人所救，取名为俄狄浦斯。他成为忒拜的邻国科林斯没有子嗣的国王的养子，在王宫中被当作亲生儿子抚养成人，并被定为王位继承人。俄狄浦斯长大后，因为德尔菲的神谕说他会弑父娶母，所以不知道科林斯国王与王后并非自己亲生父母的俄狄浦斯，为避免神谕成真，便离开科林斯并发誓永不再回来。这时，在忒拜城内，为了惩治拉伊俄斯对克律西波斯所犯的罪行，希腊神界的女王赫拉送来了狮身人面的女妖斯芬克斯，倘无人能解斯芬克斯之谜，她便吞食忒拜城的市民，全城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拉伊俄斯希望通过神谕找到解救之法，在走向德尔斐神庙的途中，与朝着忒拜城方向行走的俄狄浦斯狭路相逢。两人发生争执，俄狄浦斯盛怒之下将拉伊俄斯杀死。俄狄浦斯进入忒拜城之后，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了忒拜城的俄狄浦斯被推选为国王，按照习俗与失去了丈夫的伊俄卡斯忒成婚，于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生下了名为波吕尼刻斯（Polynices）和厄忒克勒斯（Eteocles）的两个儿子，以及名为安提戈涅（Antigone）和伊斯墨涅（Ismene）的两个女儿。由于俄狄浦斯在不知不觉间犯下了“弑父娶母”的大罪，瘟疫和饥荒降临到了忒拜城。国王向神祇请示灾祸的原因，最后在先知提瑞西阿斯（Tiresias）的揭示下，俄狄浦斯才知道他是拉伊俄斯的儿子，终究应验了他之前杀父娶母的不幸命运。伊俄卡斯忒的弟弟克瑞翁（Creon）继承了俄狄浦斯的王位，俄狄浦斯的长子波吕尼刻斯因失去王位继承权而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忒拜城，次子厄忒克勒斯则为保护城邦而献身，兄弟俩在城门外的决斗中同归于尽。克瑞翁为厄忒克勒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波吕尼刻斯暴尸荒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波吕尼刻斯就处以死刑，波吕尼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传统伦理）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从而违背了作为立国之基础的城邦法律 ，被克瑞翁下令处死。克瑞翁的儿子，也就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站出来批评克瑞翁，而后自杀身亡，克瑞翁的妻子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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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这是伯克（August Boeckh）不容质疑的研究结果，见其编著的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 ）（Berlin，1843）一书附录的戏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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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其关于文明起源的神话中（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2a），“普罗泰戈拉”也在技术层次的技艺和以城邦政治技艺为标志的更高发展阶段的技艺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在柏拉图的神话描述背后有其现实的存在；历史上的普罗泰戈拉撰写了《论最初的情况》（ ）一书，该书关注的显然是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参见乌克斯库尔伯爵（Graf W. von Uxkull-Gyllenband），《古代希腊的文化起源学说》（Griechische Kulturentstehungslehren ），Berlin，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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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黑格尔，《美学》（Aesthetik ），第二版，周年纪念版，Stuttgart，1928，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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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西蒙尼德斯残篇4，7—9； ［一个神有成为优秀者的特权，而一个人，（当无法抗拒的灾难把他捆住时）不可能避免不幸的命运］，是西蒙尼德斯对于厄运与德性之关系的智慧的精华之所在。索福克勒斯肃剧中的女主人公是因为其注定的命运而不幸，而非因为卑劣（ ）而不幸。参见埃阿斯对他儿子说的话，它反映了他对自身价值的自豪感（《埃阿斯》，第550—551行）： ［孩子，但愿你能比你父亲幸运，能够像他一样，却又不沾染任何卑劣］。俄狄浦斯在他身陷一切苦难之中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高贵身世（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O.C. ］，第8行）。另可参见第270行： ［我的天性不坏］；第75行： ［客人，不管你运气好坏，我看你都是个有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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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译注：阿伽门农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之后，其子奥瑞斯特斯年幼，被迫逃亡，姐姐厄勒克特拉被囚。多年后，奥瑞斯特斯长大成人，乔装回国复仇；因不知姐姐的真实态度，奥瑞斯特斯在见其姐姐时先令随从带一骨灰罐呈上，谎称她心爱的弟弟已经葬身异国他乡；厄勒克特拉伤心欲绝，随后奥瑞斯特斯吐露真相，姐弟相认；因而作者说厄勒克特拉在极度悲喜的情感中来回摆动，但其核心的平衡始终没有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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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埃阿斯》第125—126行奥德修斯说的话，奥德修斯在他的对手埃阿斯的肃剧性苦难中看到了人生的虚无；亦可参见《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第608行，特别是《俄狄浦斯王》（O.T. ），第1186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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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第203行及以下，尤其是第258行及以下的名句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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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第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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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索福克勒斯最后一部戏剧的开头，当俄狄浦斯作为一个流浪的瞎眼乞讨者出现在科洛诺斯时，他似乎已经与他那漫长的苦难和不幸的命运妥协了；参见《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第7行： ［我遭受的苦难、我经历的漫长岁月、我的高贵身世已经使我知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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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第39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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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三章 智术师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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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智术师运动对人类历史发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索福克勒斯的时代见证了这场运动的开端。我们在导论中就提到了这场运动：它是 ，即教育，或者毋宁是狭义上的文化。“paideia”一词，它首次出现时的意思是“幼儿的养育”，[1] 公元前四世纪时的希腊人和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不断地扩充这个词的含义，现在该词第一次与人可能的最高德性有了关联：它被用来表示身心两方面理想的完美状态的总和，亦即完全的kalokagathia［美善］，一个现在被有意识地用来概括真正的智识和精神文化的概念。这一文化理想的综合概念，到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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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德性就与教育紧密相连。[2] 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德性的理想以及达到此种理想的途径也有了变化。因此，全希腊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何种类型的教育通向德性？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希腊文化的独特理想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尽管其基本方向是明确的，但要以之前的各种发展为前提——从最古老的贵族阶层的德性观念，到民主法治国家中新的公民理想的各种变化。贵族阶层不可避免地认为，德性应该以不同于赫西俄德的农夫或城邦公民的方式得到保存和传承——就后者有履行此项职能的任何特定方法而言；因为，除了斯巴达（从提尔泰奥斯时代以来，斯巴达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公民教育体系，即agogé，一种在希腊地区独步天下的教育体系），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官方形式的教育，［287］可与《奥德赛》、《神谱》和品达的诗歌所见证的旧式贵族教育相提并论；而创建一套教育体系的私人尝试进展得十分缓慢，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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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旧的贵族统治相比，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尽管它拥有一套自己的关于人和公民的新理想，[3] 并且相信这种理想远远好于贵族阶层的旧理想，但它没有一套正规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培养年轻人达到这种理想的方法。如果孩子子承父业，跟随父亲从事某种贸易和其他职业，父亲自然会给孩子一种职业技能和行业规则的训练；但是，这种职业和技能训练不能代替整个人的身心教育，比如贵族阶层实施的 ［美善］教育，以及以一种理想——它结合了身体和灵魂两方面的最高品质——为范型的教育。[4] 但是，城邦的公民必须尽快着手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以便按照新的公民理想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城市国家不得不模仿其前辈。贵族教育通过高贵的血统传承德性，新的德性自然也基于同样的原则；例如，雅典使每一个本土自由民都认为自己是阿提卡社会共同体的一员，且有资格为其效劳；这种做法只是血缘关系观念的一种延伸，只不过现在的共同体是由一个城市的成员共同组成的共同体，而不是由几个贵族家庭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这是城市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尽管有一种新的对个体人格的强调，但那时，教育除了建立在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任何其他想法都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这［把教育建立在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是一切文化教育的最高公理，其真理性的最大证明莫过于希腊教化（paideia）的起源。希腊教化的目标是超越贵族阶层特权教育的原则；除非一个人生来就有从神圣祖先继承而来的高贵德性，贵族教育的血统原则堵塞了任何人通向德性的道路。通过运用逻辑推理，似乎很容易超越贵族阶层的血统原则，逻辑推理这种新工具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强。要达到这一目标只有一种方法，即把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教育体系施加于人的心灵。应该指出的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人们对心灵的力量具有一种无限的信念，而不受品达对“学而知之者”的傲慢嘲笑的影响。[5] ［288］除非国家权力延伸到人民大众（这是不可避免的）的道路被堵塞，政治德性对高贵血统的依赖是不能被允许的；而如果新的城邦共同体用体育训练制度接管了贵族身体方面的德性，为什么就不能用一种精心建构的教育体系同样产生一种无可置疑的智识优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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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伟大的教育运动不可避免地要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而且是在前五世纪的城市开始，它使前五和前四世纪的希腊卓然独立，它还是欧洲文化观念的源头。正如希腊人自己对这场教育运动的理解那样，它完全致力于公民的政治教育，训练公民为城邦服务。城邦共同体的本质需要产生了这种教育理想——它承认并运用知识的力量，亦即一种新的伟大精神力量，来塑造人的品格。至于我们是否认同导致这些问题的雅典民主政治原则，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关。无论如何，除非全体成员积极参与政府管理（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显著标志之一），否则对希腊人来说，要想提出并回答那些永恒的问题必定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历史时期，他们曾经为这些问题深深困扰，并将这些问题留给后世子孙，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回答；在我们现代社会也一样，相同的发展再次提出了相同的亟待回答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发展阶段，诸如自由与权威、公民教育和领袖教育等等问题，才能得到思考和回答；也只有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些问题作为人类命运的铸造者，才获致其全部的迫切性。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原始的社会共同体中产生，不可能在游牧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中产生，因为在那里，对个体心灵的力量是没有概念的。因此，尽管这些问题最先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民主制中得到孕育的，但它们的重要性不限于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它们是国家本身与生俱来的问题。这一断言的明证就是，那些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们，从民主政治的教育实践开始，很快就达到了大胆的结论，这些结论远远越过了既存政制类型的边界，对后世任何类似的处境都具有无比珍贵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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