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5766 这一关于“普遍”文化的本质的观点概括了希腊教育的全部历史：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是真正的教化的基本品格之一。[39] 直到后来，一种新的审美理想才被叠加于、甚至干脆取代了旧的人文主义观念，因为城邦在人的生活中失去了主导地位。但是，高级教育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仍然是古典希腊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在此，［301］我们并不是将“人文主义” 一词作为一种早期现象的历史相似物含糊其辞地来使用的，相反，我们是在根本的意义上，深思熟虑地用它来指那种在希腊人的精神中长期孕育之后最终在智术师的教育中一朝分娩的文化理想。如今，与其同源词“人性（humanities）”一样，它与我们的文化和古典时期的关系有关。然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普遍”文化的理想起源于希腊罗马的文明而已。因此，在此意义上，人文主义本质上是希腊人的一种创造。现代教育本质性地且无可避免地建基于对古典时代的研究之上，正是因为古代希腊实现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精神具有一种永久的重要地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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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68 此外，我们在这里必须看到，尽管人文主义的本质一以贯之，但它是一种活的、不断发展的思想：普罗泰戈拉的定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最终定义。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伊索克拉底，都接收了智术师的文化观念，而且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了损益。[41] 这种变化的一个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普罗泰戈拉的那句有足够理由闻名遐迩的格言——这句格言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的本质特征——被柏拉图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和最后一部著作中所接受，并将其由“人是万物的尺度”改为“神是万物的尺度”。[42] 在这一点上，我们最好记住普罗泰戈拉的话：“关于神，我既不能断言他存在，也不能断言他不存在。”[43] 鉴于柏拉图对智术师的教育原则的批评，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宗教怀疑主义和无动于衷，以及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这些柏拉图如此愤愤不平地反对、又使他成为智术师的激烈批判者和毕生反对者的东西——是人文主义的本质性因素吗？[44] 这个问题不能由任何个人意见或者个人喜好来回答：它必须由历史来做出一个客观的回答。本书会时不时返回到这一点，并描述宗教与哲学的文化之战——当基督宗教最终为希腊罗马世界所接受时，这场战斗也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高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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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70 我们至少可以先这么说，在智术师运动之前，在古代希腊教育中不存在任何文化与宗教之间的现代区分：古代希腊教育深深地植根于宗教信仰之中。［302］二者之间的裂隙首先是从智术师时代开始的，这个时代刚好也是文化理想首次得到自觉建构的时期。普罗泰戈拉对一切传统价值之相对性的断言，对一切宗教奥秘不可解性的顺从接受，毫无疑问，都与他的高级文化理想密切相关。或许，除非到了原有的标准——这一标准一度对希腊教育极其重要——开始受到质疑的那一刻，否则，伟大的希腊教育传统不可能产生自觉的人文主义理想。实际上，智术师的教育清楚地表明了对一种人类生活本身的有限基础的回归。教育永远需要一种标准；当此之时，在传统的教育标准分崩离析且渐行渐远之际，它便选择人的［而非神的］的形式 （form）作为它的标准，从而也就成了形式的 （formal）教育。[46] 此情此景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反复出现，而人文主义的出现也总是与这样的情境紧密相连。不过，这确实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这种教育在哪个时候都是一种形式的教育，但它总是越过自身前瞻后顾——后顾历史传统中丰富的宗教和道德力量，将其作为真正的“精神”，而抽象到空空如也的理性主义智识观念，必须从中提取其具体而生动的内容；前瞻一种生活理念的宗教和哲学［基础］问题——这种生活理念包围和保护着人类，就像保护一颗幼嫩的根苗，同时也把它归还给它所生长的肥沃土壤。这就是所有教育的基本问题：我们对它的回答将决定我们对智术师的重要性的判断；用一种历史的语言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智术师的人文主义，这个世界第一次见到的人文主义，是被柏拉图摧毁的，还是由柏拉图来完成的。我们对此历史问题给出的任何回答都将是一种信仰的告白。然后，从单纯历史事实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似乎早已尘埃落定：智术师提出的人类文化的理想在其自身内包含着伟大未来的胚芽，但其自身并非一种成熟和完美的作品。[47] 由于牢牢把握住了教育中的形式要素，即使在今天，这一理想仍然对教育实践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它所主张的理想如此高远，所以它还需要一种更深的宗教和哲学上的根基。从根本上说，柏拉图哲学是早期希腊教育——从荷马到肃剧作家——的宗教精神的转世重生：［303］通过进一步斟酌智术师的文化理想，他超越了智术师的理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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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74 智术师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是构想自觉的文化理想的开山鼻祖。从荷马时代到雅典的崛起，如果我们纵览希腊精神的漫长发展进程，就会认识到，这一观念并非一个令人吃惊的新起点，而是一个必要的续集，是整个历史进程的顶点。因为它是所有希腊诗人和思想者寻找并表达人性的持久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活动，尤其是在像希腊这样一个如此哲学化的民族中，它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观念——作为一种被理解和遵循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因此，智术师将早期希腊的所有艺术和哲学都看作其文化理想的组成部分，看作其文化理想的必然内容，是非常自然的。希腊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诗歌的教育力量。因此，当教育（ ）的含义超出儿童训练（ ）的范围之外，尤其是扩大到青年的教育，以至于教育可以延伸到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信念也得到鼓励之际，希腊人最终将诗歌作为文化教育的材料来接受就是不可避免之事了。希腊人突然意识到成年人也可以有教化（paideia）。教化的概念起初只应用在教育过程上，现在其意义变成包括其客观方面（即教化的内容）在内了——就像我们的“文化 （culture）”或拉丁语的“cultura ”一词，曾经意指教育的过程 ，变成指被教育的状态 ，然后是教育的内容 ，最终是教育所呈现的智识和精神的世界 ——任何个人根据其国别或社会地位之不同，均出生于此种理智和精神的世界 之中。当文化的理想得到自觉的筹划和建构之时，建造文化世界的历史进程也就达到了顶点。相应地，在公元前四世纪或之后，当教化的概念最终成形，希腊人用“教化” （在英语中，是“文化” ）一词来描述一切艺术形式及其种族的智识和审美成就——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整个传统 ——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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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76 从这个角度看，智术师站立在希腊历史的核心地带。他们使希腊自觉到她自己的文化；［304］而希腊精神则在此文化自觉中抵达了它的终点 （ telos ），实现了它自己的形式和发展目标。他们促进了希腊人理解文化的真正意义这一事实，远比他们没有给出这种文化的最终形式这一事实重要。[49] 在传统的价值标准土崩瓦解之际，他们认识到了，而且也使希腊人认识到，这种文化是降临在他们全民族之上的伟大职责；因此，他们找到了整个种族发展的最终目标，以及各种有组织的生活的基础。这种领悟是一次伟大的如日中天；不过，（正如在每个民族那里一样）它只是一次秋季的如日中天，而不是一次夏季的如日中天。当然，这是智术师的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尽管无需证明从智术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时期，希腊精神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并达到了更伟大的高度，但（如黑格尔所言）密涅瓦（Minerva）的猫头鹰要到黄昏降临才起飞也是真实的。希腊精神将要赢得的主导地位——智术师首先宣告了这种主导地位——是希腊以其青春为代价获得的。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尼采和巴霍芬（Bachofen）会觉得希腊的夏天是在ratio（ 即自觉的理性）出现之前的那个时期——也即神话时代、荷马或伟大的肃剧家们的时代。但是，我们想要接受早期希腊的那种单纯的浪漫主义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与一个人的精神一样，是根据一种内在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它留给后世的印象必然是复杂的，不可能是简单的。一方面，我们觉得在一个民族那里，这种精神的成长和发展意味着一种无可避免的损失，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不能放任自己牺牲这种发展所取得的力量。我们知道，只是由于这种力量，我们才有能力如此自由、如此充分地羡慕早期希腊的非理性阶段。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的立场：我们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晚的阶段，在许多方面，直到智术师的兴起，我们才开始在希腊有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智术师比品达和埃斯库罗斯与我们更亲近，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经由智术师，我们认识到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早期阶段确实仍然存活在它之内；因为除非我们同时也羡慕和理解早期的发展阶段，否则就不能接受后来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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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78 ［305］我们对智术师所知甚少，即使对他们之中最伟大者的学说和目的，我们也不能给出一个详尽的个别的叙述。正如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对智术师所做的比较性描述所表明的，他们自己也特别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别；但他们又并非自己所想的那样截然不同。我们对他们几无所知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写过任何能够长久流传的著作。普罗泰戈拉在文学以及其他教育活动中享有最高地位，但他只留下了几篇零星的古代晚期仍能读到的随笔，但即使是这样的文章，也差不多被那个时代全部忘记了。[50] 少量由不同智术师撰写的哲学性和科学性比较强的论文流传了几十年，但一般来说，这些作者并不是学者，他们想要影响的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人。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他们的展示（epideixis）[51] 不是一种永恒的财产，而是一种炫人耳目的时兴表演。因而，即使他们最严肃的教育著作，自然也是为眼前的活人写的，而不是为未来的读者所作。苏格拉底远胜彼等，因为他不著一字。对智术师的教育技艺没有真正的了解是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这种损失无法以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和见解所知的少数细节来抵消，因为这些细节归根结底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只需考察那些能够说明其理论的材料就可以了。从我们的角度看，研究他们在把握文化理想的同时，他们理解文化教育过程的诸阶段，是第一要紧之事。他们对教育的理解证明他们了解教育的基本事实，尤其是他们能够分析人性。他们的心理学很简单：与现代心理学相比，他们的心理学几乎像伊奥尼亚哲学家的宇宙基本结构理论与现代化学相比那么简单，但是，现代心理学家对人的真正本性的了解，并不比智术师多，而化学家对世界本性的了解并不比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西美尼强。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接受并赞赏智术师们开创的新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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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84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贵族教育和民主理想的冲突已经爆发——泰奥格尼斯和品达证明了这种冲突。[52] 现在，智术师们追索这一冲突提出的问题，［306］探究一切教育的基础——自然 ［天性］与有意识的教育影响在品格塑造中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当代文献中大段引用此类讨论的重复论调，它们无非是表明智术师已经使全希腊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但结论总是大致相同——自然 （ ）是一切教育得以建立的基础；完成那种教育的过程叫学习 （ ）——有时也叫教学 （ ）——和练习 （ ），这一过程使学进去的东西成为第二自然 。[53] 鉴于贵族教育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传统对立，智术师的这个结论是综合二者的一种尝试：它抛弃了品格和德性可以凭血统继承，而不是经后天习得的贵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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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88 现在，神圣血统的伦理权力被人的自然 （human nature）的普遍观念——连同其个体的偶然性和模糊性，当然还以一种更广阔的范围——所取代。这当然是一种最重大的偏离，如果没有医学进步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长久以来，医学一直是一种原始的急救措施，其中夹杂着大量流行的迷信行为，以各种咒语和巫术感应来治病，直到伊奥尼亚关于自然进程的新知识以及一套常规的经验性技术的建立将其提升为一门技艺，并教导医生对人的身体及其变化过程进行科学的观察。我们在智术师及其同时代人那里经常见到的人的自然 的观念，首先是从开明的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中间产生的。[54] 自然 （ ）的观念从整个宇宙转移到了其中一个部分——人类身上；而且在那里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人受他自己的 自然所规定的特定法则的制约，如果他想要健康地生活并从疾病中适宜地康复的话，就必须了解他自己的 那个自然 。这是对这一事实的首次承认：即人的自然是一个符合自然法则的有机体，它有一个有待认识的特定结构，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治疗。从这一医学的自然观念出发，希腊人很快就有了“ ”这个词的广泛应用，它是智术师的教育理论的基础：现在变成指由身体和灵魂一起构成的整个人，尤其是指人的精神本性（spiritual nature）。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正在使用人性（human nature ）的概念，［307］只不过是根据他的学科做了改变，来指示人的社会和道德本性。现在，首次得到确切规定的人性观念，不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或自然而然的观念了：它是希腊精神的一个伟大的基础性发现。只有在它被发现之后，才有可能建构一种真正的文化理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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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90 智术师并未解决隐含在“自然” 一词之中的深层宗教问题。他们以一种乐观主义的信念——人的自然［本性］通常可教，而且能够向善——开始；他们相信，不幸的人或者性情邪恶的人只是例外。当然，在这一点上，人文主义经常遭受基督徒的抨击。毫无疑问，智术师的教育乐观主义并非希腊人对此问题给出的最终答案；然而，倘若希腊人从人皆生而有罪的信念，而不是从人皆可使向善的思想出发，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教育技艺和文化理想。要想知道希腊人是如何经常深刻地意识到教育的问题，我们只需要记住《伊利亚特》中菲尼克斯教导阿喀琉斯的那一幕、品达的颂歌以及柏拉图的对话就可以了。贵族政治论者尤其怀疑教育是否能够普遍化。品达和柏拉图从未陷入过这样的幻想：即理性可以像物质材料一样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分配；苏格拉底这个平民重新发现了传统希腊对人的无条件的可教育性的怀疑。请记住柏拉图第七封信中的那种极度无奈，在那里，柏拉图悲伤地谈到知识对人这个种类发生影响所受的局限，谈到促使他只对少数听众说话，而不愿向大庭广众讲道的原因。[56] 不过，也请记住，尽管他们有种种怀疑，但构建并确切表述民族的一切高级文化理想的正是希腊的智识贵族；你也会认识到，希腊精神永恒的伟大和丰饶正是由教化天下的意志和对一种机械教育之可能性的怀疑之间的冲突所造就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基督教的罪感及其悲观主义文化观，和智术师的教育乐观主义二者都有容身之地。如果想要对他们的工作公正相待，我们就必须努力理解产生和制约其乐观主义的历史处境。即使当我们对它赞赏有加时，我们也不可能避免对它有所批评，［308］因为智术师的目标和成就在现代生活中仍然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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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92 没有人比智术师的伟大批判者柏拉图更好地理解和描述了支配智术师视角的政治环境。他的《普罗泰戈拉》是我们必须常常回归的源头，因为它将智术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技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了正面考察，且以无可争议的真实揭示了他们全部的社会和政治预设。当教育达到智术师开始从事教育活动的那种特定程度时，这些预设的前提总是不断地出现。对于一个智术师与另一个智术师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之间的个体差异，柏拉图仅仅将其作为笑料来看待。他让三大智术师同台表现——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of Abdera）、埃利斯的希庇阿斯、开俄斯的普罗迪科（Prodicus of Ceos）：他们都是雅典富翁卡利阿斯（Callias）家中的座上客，卡利阿斯将自己的家变成了名流学士的雅集之地。[57] 通过这一策略，柏拉图得以表明，尽管智术师们性格各异各有千秋，但他们所有人都有一种显著的家族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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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94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普罗泰戈拉。他承担着向一个出生良好的雅典青年传授政治德性的任务——这位名叫希波克拉底的青年恳求苏格拉底把他引荐给普罗泰戈拉；面对苏格拉底坦诚的怀疑态度，普罗泰戈拉解释了他为什么相信人在其社会性上是可教的。[58] 他从公认的社会状态开始。没有人耻于承认他对任何一项需要特殊技能的技艺［如建筑、造船、航海］一无所知，但也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自己犯了违法乱纪之罪，而是至少保持遵纪守法的样子。如果一个人想要摘下面具，公然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法之徒和不义之人，人们就会认为他是发疯而非坦诚。因为我们都假定，人人都分有正义和常识。现在，政治德性可以习得的事实是从现行制裁制度得出的，现行的制裁制度惩恶扬善。我们不会谴责他人天生的缺陷，因为这不是他的奖罚之所在。社会用奖罚来激励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习得的良好品行。因此，法律惩罚的罪行必定可以通过教育来避免，［309］除非整个社会体系即将崩溃。普罗泰戈拉从惩罚的目的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拒绝传统希腊关于惩罚的因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受］惩罚作为必须支付的报偿是因为 一个人犯了罪；他提出了一种显然是新的惩罚终结论，即惩罚是为了改善和威慑——它改善作恶者，而劝阻其他人。[59] 这种关于惩罚的教育学解释依赖于人是可教的前提假设。公民德性是城邦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一个城邦共同体能够存在。任何不具备公民德性的人必须受教育、受谴责、受惩罚，直到他改过向善；如果他无可救药，那么就必须把他逐出城邦，或者干脆处死。所以，根据普罗泰戈拉的看法，不仅城邦的正义，而且整个城邦本身，就是一种整体的教育力量。更确切地说，以这种教育理论的严格逻辑说话，并通过这种理论来寻求自身合理性的，是当代城市国家（与他自己举的例子雅典一样）连同它对法律和正义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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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96 执法意味着教育，此种作为国家职责的教育观念，似乎认为国家在对其公民的教育施加一种系统性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除了斯巴达之外，没有一个希腊城邦实施过这种影响。但智术师显然从未提出过需要国家监管的一种教育，尽管从普罗泰戈拉的立场出发，他们应该很有可能这样做。通过给数量众多的个人提供教育，他们自己填补了国家教育的空白。普罗泰戈拉指出，每个公民从出生起，终其一生都在接受教育引导的影响：保姆、父母、教师，一言一行，都在教他和展示给他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好、那个不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方面，一个胜似一个。就像整治一根扭曲变形的枝条，他们试图以威吓和惩罚使人的灵魂重回正轨。然后，他就可以去学校学习如何行为端正，阅读和写作，演奏竖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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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798 当他度过这个阶段之后，老师就让他诵读优秀诗人们的诗篇并用心背诵。[60] 这些作品包含许多道德训诫和颂扬好男儿们的故事，他们的榜样会感动孩子去模仿。音乐课程也会训练他节制，远离不良行为。接下来就要学习抒情诗人的诗作，他们的作品要配上音乐吟唱。［310］这些可以使孩子们的灵魂熟悉节律与和谐，让他们更温雅，因为人的一生都需要良好的节律与适当的和谐。实际上，节律与和谐必须由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用全部言行来表达。[61] 除此之外，还要送孩子去体育学校，教练员（paidotribés ）会训练他的身体以便为健全的精神效力，这样他就不会因软弱而胆怯。普罗泰戈拉强调，富家子弟的学习时间远比穷人家的孩子要长，他们的孩子入学早而离校晚，由此他使自己的演说适合于出类拔萃的听众。[62] 他想让大家明白，每个人都尽可能仔细地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因此，整个世界的一致意见（communis opinio ）都认为人是可教的，而在实际生活中，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几乎从不吝啬、从不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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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2 普罗泰戈拉并不认为当孩子离开学校时教育就结束了，这一点告诉我们新文化观的许多消息。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此时教育才真正开始。当普罗泰戈拉断言在政治德性上教育人的是法律时，他的理论再次反映了关于城市国家性质的流行观念。一个公民真正的文化教育，是在离开学校进入积极主动的社会生活之后，城市国家强制他学习法律，并依照典范和榜样来生活（ ）。[63] 这显然是将旧式贵族教育转化为新的公民教育的一个例子。自荷马以来，遵循高贵典范的观念一直支配着贵族阶层的教育。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学生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准则的物质载体，学生对这一人物的理想品格的钦羡自然会敦促他模仿先贤。当法律为人提供典范时，模仿（ ）中的这种个人因素就消失了。在普罗泰戈拉所描述的毕业离校后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模仿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被转移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它现在成了诗教中基础教学的一部分，只致力于内容的解释，强调它所体现的道德准则和历史范例，而不是强调发展精神上的节律与和谐的形式。但是，在法律所提供的范例中，规范性因素得到了保留，甚至加强，法律是每个公民最高级别的教育者；因为法律是现行道德标准最普遍和最后的表达。［311］普罗泰戈拉将依照法律而生活与孩子写字的初级课程相比较——孩子在学习写字时必须把字写在老师划定的界线之内。法律本身就是公民生活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伟大的立法者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法律的。普罗泰戈拉已经把教育的过程比作修直一根长歪的枝条；现在，使一个逾越界线的人回归正道的惩罚，用法律的语言来说就叫euthyné，即矫直；智术师相信，法律的教育功能也在这里一目了然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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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4 在雅典，（如品达在一句当时经常被引用的诗中所言[65] ）法律不仅是国家的“君王”，而且是雅典的公民学校。我们现在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法律，也不相信法律是往昔伟大立法者的发现：它们是转瞬即逝之事，就像它们在雅典将要成为的那样，即使是法律专家，也不能全部了然于胸。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这一切如何可能：当苏格拉底在狱中面临死亡，别人为他提供一个安全逃亡、重获自由的机会时，法律竟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建议他在法庭审判时仍然忠于法律，因为它们教育和保护了他一辈子，是他全部生存的基础；普罗泰戈拉对法律作为教育者的描述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克力同》中的场景。[66] 他只是在构想他那个时代的法治国家的理想；即使他没有频繁地提到雅典，并解释说其教育理论的全部结构奠基于那种生活观念之上，我们本来也应该注意到，他的教育理论与雅典文化理想之间的亲缘关系。到底是智术师自己确实感觉到了这种亲缘关系，还是只是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以生花妙笔自由模仿他的演说从而将其归之于他，要想断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柏拉图本人总是觉得，智术师的教育体系直接来源于当时的实际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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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6 普罗泰戈拉的所有言辞都旨在证明人在德性上是可教的。但是，智术师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城邦与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假设，涉及到政治与道德常识，而且还涉及到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人的自然（human nature）的可教性问题，只是另一个问题——自然 与通常所谓的技艺 的关系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已。［312］普鲁塔克在其《论儿童的教育》（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中曾经对教育理论的这个方面有过启人深思的讨论。这篇作品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一次又一次地再版，其中的观念被现代教育者们接受并到处推销。在导论[67] 中，普鲁塔克明确陈述了一个事实：他了解并利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早期文献。他利用这些文献并不局限于教育问题的特定一点，而是整个下一章的内容，在该章中，他讨论了教育的三个基本要素：自然［天赋］、学习和练习。非常清楚，普鲁塔克的思想建立在早期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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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08 最为幸运的是，普鲁塔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三位一体”——它原本属于智术师，[68] 而且提供了对此问题的连续不断的讨论——它说明了智术师的文化理想的持久影响力。普鲁塔克的资料来源以农艺（agriculture）为例，说明了教育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农艺是为一特定目的，以人为的技艺培育自然［天赋］的主要事例。成功的农艺需要：首先是适宜的土壤，其次是技艺娴熟的农夫，最后是良好的种子。在教育中，土壤就是人的自然，教师对应于农夫，种子就是由言辞传授的教诲和劝告。当这三个条件都全部实现时，产品肯定非同一般的好。不过，即使一个资质略欠的自然［天赋］得到恰当的照料、教诲和练习，其缺陷和不足也能得到部分弥补；而另一方面，即使一个禀赋极高的自然如果疏于照料不加教导，也会被糟蹋掉。这就是使教育技艺不可或缺的事实。历经艰辛之后从自然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要强于自然本身。如果不加耕作，良好的土壤也会颗粒无收——实际上，自然禀赋越好，它会越加糟糕。不那么肥沃的土地，如果耕作适当，持之以恒，最终会产出珍贵的作物。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农夫的另一半工作，即树艺（arboriculture）。身体训练和动物驯养都是自然可以被教化的良好事例。重要的是，在正确的时机，最可培育的时机，开始工作——在人类身上就是孩提时期，那时人的自然还是柔韧易塑的，无论学什么都很容易，而且经久不忘，都会被心灵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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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11 ［313］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在普鲁塔克的论证中区分开早期的因素和晚期的因素。他显然是将智术师的一些观点与智术师之后的哲学家们的学说混在了一起。因此，关于年轻人灵魂的可塑性（ ）的思想可能来自柏拉图；[69] 技艺可以弥补自然缺陷的这一想法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70] 不过，这二者很可能首先是智术师们的想法。教育与农艺的鲜明对比看上去与教育的三位一体说联系如此紧密，它必定是智术师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71] 这种比较在普鲁塔克之前就已经在使用了，因此必定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源头。它被译成拉丁文之后，进入欧洲思想并催生了“cultura animi ［灵魂的培育］”这个新隐喻——正如土壤的培育是农艺，人类的培育是精神的培育。现代社会的“文化” 一词显然是原来那个隐喻的清晰回响。这些思想在后来的人文主义理论中复活，并促使文明国家或“文化”（cultured）国家从此之后高度重视智育（intellectual culture）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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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5813 我们将智术师作为历史上首批人文主义者来描述，这种描述与他们创造了文化 的观念这一事实相一致，尽管他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的隐喻会远远超出单纯的教育思想，成为文明的最高象征。不过，这一文化观念的巨大成就有充分的理由：教学与农艺二者富于联想的比较表达了希腊文化一种新的普遍基础——通过人的意志和理性改进自然禀赋的一般规律的最高应用。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学和关于一种文明的哲学之间的联系——它归功于所有的智术师，但主要是普罗泰戈拉——是内在的和必然的。他们认为，在最广泛、最普遍的意义上，文化的理想是一个文明的顶峰，它包括从人把自己的意志加于原初自然的首次简单尝试，到人类精神最高级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的一切。通过将教育建立在如此广阔而深刻的基础之上，智术师再次揭示了希腊精神的真正本性：全神贯注于普遍的东西，即生活的整体 。如果他们未曾这么做，［314］文明的观念和文化教育的观念就不可能以一种如此可塑和富饶的形式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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