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55866
这一时期，希腊民主制度越来越受到用法律来解决人类生活全部事务的激情的支配。当一部新的法律产生时，现存的法律就被不断地改变或废除；［329］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这种情况做了概括，[116] 他裁断说，对国家而言，拥有长期稳定的次等法律，也比朝令夕改好，即使新法是良法。批量制造的法律以及它们产生的党派纷争，连同因此发生的一切罪恶与愚蠢，给思想者们留下了极为痛苦的印象，这使他们很容易接受相对主义。安提丰对法律法规的反感与厌恶，与当时的公众意见不谋而合，也与整个时期的普遍倾向完全一致——我们只需要想一想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人物就可以了，他来贩卖议事会的最新法令，却在一片响亮的喝彩声中被饱揍了一顿。[117] 最彻底的民主派人士的理想，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你想怎么活，就可以怎么活”。在对雅典政制的描述中，伯利克里本人也本着同样的精神说，在雅典，对法律的普遍尊敬不会妨碍任何人在私人生活中满足自己的突发奇想，也不用在意他人难看的脸色。[118] 但是，这种政治生活中的严肃与私人生活中的宽容之间的微妙平衡，尽管在伯利克里的演说中如此富于人性，听起来如此真实可靠，却并不是所有人的理想。当安提丰说人类行为的自然标准是有益的、最终也是享受或快乐时，他的无限制的坦诚所表达的，可能是大多数公民同胞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119] 这就是后来柏拉图选择攻击的要点，以便为共同体的重建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当然，并非所有的智术师都如此坦率地宣扬享乐主义和自然主义，并一概接受其原则。普罗泰戈拉不可能这么做，因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当苏格拉底试图引诱他走上薄冰时，他明确否认曾经持有这样一种理论；苏格拉底精妙的对话技巧只是让善良的老人相信，他确实给他已经拒绝的享乐主义留下了一个仍然可以悄悄混进来的漏洞。[120]
1707455867
1707455868
［330］这种折中肯定是那个时代所有最精致的大脑的共同特征。安提丰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他的自然主义具有合乎逻辑的优点。他在人们在有人见证时的所为和无人见证时的所为之间作出的区分，暴露了当时的道德观念的核心问题。发现一种新的道德行为的基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只有从那里，法律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新力量。服从法律的朴素观念，在民主法治国家形成时，曾经是自由和进步的伟大理想，[121] 但现在它已经不足以表达希腊人更深层的道德情感了。与所有得到法律认可的道德准则一样，它陷入了使人的行为成为一种纯粹外在的遵守的危险，甚至是反复灌输一种精心编织的、虚伪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危险。埃斯库罗斯曾经把真正聪明和正直的人叫作“那希望不是看起来像好人而是确实是好人的人”；[122] 他的听众应该想到了亚里斯泰迪。雅典人中最伟大的人必定充分理解这种危险。但是，当时流行的正义观念无非是对法律的正确遵守，遵守法律的人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害怕会受到惩罚。法律的深层道德基础的最后一个支撑是宗教，但宗教本身也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大胆攻击。克里提亚，这个未来的僭主，写了一部剧作《西西弗斯》（Sisyphus），其中一个人物在舞台上公开说，诸神不过是政治家们的一种聪明发明，目的是使他们的法律得到尊敬。[123] 他宣称，为了让人们在无人注意时不违法乱纪，政治家们就告诉人们，诸神无形无像，无处不在，无所不知；通过让人害怕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他们使人臣服于自己脚下。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柏拉图在《王制》中虚构了巨吉斯（Gyges）的魔戒这一神话，这枚戒指有让带上它的人隐身的魔力。[124] 这枚戒指能够区分因其灵魂正直而行事正义的人与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后者只是装出尊重社会规则的样子。柏拉图试图解决安提丰和克里提亚提出的问题。德谟克利特也一样，他将一种新的意义赋予希腊传统的aidos （即隐秘的羞耻）观念，并以一种人们因自己而感觉到的羞耻观念取代那种人们因为法律而感觉到的aidos 观念——这种羞耻感已经被诸如安提丰、克里提亚、克里克勒斯等智术师的批判彻底摧毁。[125]
1707455869
1707455870
但是，无论是希庇阿斯和安提丰，还是卡利克勒斯，都没有任何重建当前道德规范的想法。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丝要想真正解决宗教和道德的终极问题的痕迹。智术师关于人、国家和宇宙的看法，没有任何严肃性和形而上的理解——这种严肃性和形而上的理解使他们的前辈建立了雅典城邦，［331］而他们的后辈即将在哲学中重新发现它们。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在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寻找他们的真正成就，那就错了。他们的长处在于他们建立起的杰出的形式教育体系，他们的弱点在于他们学说的智识和道德基础［的缺失］，但这一特点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有。艺术的灿烂和国家的强盛，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对威胁那个时代的严重道德危机视而不见。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伟大时代，对教育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需求，而天才杰出的教育家们会应运而生，来满足这种需求，这是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个时代会认识到，它缺乏一切教育力量中最伟大的的东西：尽管它才华横溢，但它没有最弥足珍贵、最必需的天赋，即一个引导他们的理想。
1707455871
1707455872
1707455873
1707455874
[1] 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Sept. ），第18行；亦可参看品达，残篇198： ［光荣的忒拜人曾教我，不要对缪斯们陌生，也不要对缪斯们无知］，这一残篇是以下事实的重要证据，即在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的时代，即使在希腊中东部地区的波奥提亚（Boeotia），“ ［教育］”一词就已经包含了音乐（当然还有体育）文化的意义，它构成了伯利克里时代文化的主要内容，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注释[81] 。
1707455875
1707455876
[2] 参见本卷“荷马时代贵族阶层的文化和教育”一章。
1707455877
1707455878
[3] 参见本卷“城市国家及其正义理想”一章。
1707455879
1707455880
[4]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1707455881
1707455882
[5] 参见本卷此处 。
1707455883
1707455884
[6] 参见本卷此处 。
1707455885
1707455886
[7] 参见本卷此处 。
1707455887
1707455888
[8] 译注：第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公元前525—前460年），雅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493—前492年任执政官，为民主派重要人物，力主扩建海军，并着手兴建比雷埃夫斯港及其联接雅典城的“长墙”，旨在抵御波斯侵略。公元前480年，海军统帅第米斯托克利指挥希腊海军，将大约六百艘波斯军舰诱入雅典城外的萨拉米斯湾，予以一举歼灭，从而为雅典建立了之后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战后，第米斯托克利的个人声望和权力达到顶峰，雅典人害怕出现一个军事强人独裁者，遂以陶片放逐法将其放逐；走投无路之际，老对手薛西斯收留了他，并赐予他小亚细亚一块封地。公元前460年，薛西斯任命第米斯托克利为舰队司令与提洛同盟舰队作战，这一任命使第米斯托克利进退两难，最终他用一杯鸩酒为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划上了句号。第米斯托克利是民主制社会杰出个人（智识人格）与城邦共同体发生冲突的典型案例。前有第米斯托克利，后有苏格拉底，所以作者在上文中说：“这个问题无休止地困扰着哲学家们，直到希腊城市国家寿终正寝。”
1707455889
1707455890
[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38.3。
1707455891
1707455892
[10] 赫西俄德，《神谱》，第81行及以下。
1707455893
1707455894
[11] 关于智术师的职业，参见本书第二卷，第三卷。
1707455895
1707455896
[12]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6。
1707455897
1707455898
[13] 教育的百科全书式的理想，在埃利斯的希庇阿斯（Hippias of Elis）那里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开俄斯的普罗狄科（Prodicus of Ceus）开办了文法和语言研究班，比如著名的“同义词研究”，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339e—341e、358a中，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表扬，同时也对此进行了滑稽模仿。普罗狄科与普罗泰戈拉一样具有这些形式方面的兴趣。
1707455899
1707455900
[14]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5e以下。在318e中，柏拉图让普罗泰戈拉自己在其教育理想和埃利斯的希庇阿斯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理想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1707455901
1707455902
1707455903
[15] 贡珀茨（H. Gomperz），《智术与演说术：公元前五世纪与哲学关系中的雄辩教育理想》（Sophistik und Rhetorik：das Bildungsideal desin seinem Verhaeltnis zur Philosiphie des fuenften Jahr hunderts ），Leipzig，1912。
1707455904
1707455905
[16]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8e及以下；《美诺》91a及以下，以及其他各处。
1707455906
1707455907
[17] 柏拉图，《泰阿泰德》152a。
1707455908
1707455909
[18] 参见本卷“哲学的沉思”一章。
1707455910
1707455911
[19]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1707455912
1707455913
[20] 关于阿那克萨哥拉在早期自然哲学家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地位特征，参见柏拉图，《斐多》（Phaedo ）97b。
1707455914
1707455915
[21] 恩培多克勒本人就是一个自然哲学家，即使在《论自然》（On Nature ）一诗中，他也比之前的思想家们更多地关注人的身体的结构，参见比格农（Ettore Bignone），《恩培多克勒》（Empedocle ），Torino，1916，第242页。不过，另一首诗《论净化》（Purifications ）表明，这不是恩培多克勒的全部，与人的身体结构相比，他更深地专注于人的心灵问题。参见比格农，《恩培多克勒》，第113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