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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蛙》，第100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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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主要集中于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其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在我们关于希腊文学的概念中，阿里斯托芬的《蛙》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的首次出现。当然，其背后隐藏着智术师关于诗歌问题的思想，不过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参见雷耶斯的《雅典时期的批评》，他在该书中已经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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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蛙》，第100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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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蛙》，第1043行。译注：此处及以下《蛙》中的相关译文参照《罗念生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444—446页的翻译，根据英译本《教化》，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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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蛙》，第1053—105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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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蛙》，第1060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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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蛙》，第1069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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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蛙》，第1500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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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六章 修昔底德：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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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修昔底德不是希腊的首个历史学家。因此，为了理解修昔底德，我们必须了解历史意识在他的前辈们那里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显然，之前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也没有任何一个后继者遵循他所开辟的道路，因为他们各自从自己时代流行的智识偏好中获取其形式和标准。尽管如此，修昔底德与希腊早期的历史写作者们还是有一个交汇之点。历史的最古老的类型产生于希腊自然哲学发端时期的伊奥尼亚：希腊话“ ［调查研究］”一词表明了它的伊奥尼亚起源，而且也永远意味着对自然的探究，这也是这个词原初的真正意义。[1] 就我们所知，赫卡泰乌斯（他就像是来自伊奥尼亚的文化之都米利都的首个伟大自然哲学家）是首个将其“调查研究”从自然整体转移到某个特定领域，即有人居住的地球的人——在此之前，地球仅仅被看作宇宙的一个寻常部分，自然哲学家也只是用一般用语来描述地球表面的结构和特征。[2] 赫卡泰乌斯关于当时世界的国家和种族的记述，是经验知识和逻辑假设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混合，如果将其与他的谱系研究和他对神话的理性批评一并考虑，那么赫卡泰乌斯的记述在希腊思想发展中就变得水到渠成和可理解的了。在对旧史诗传统的批判和理性消解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历史兴起的一个关键前提，[3] 赫卡泰乌斯的记述根据同样的批判原则，在能通过调查研究得到核实的范围内，收集和考察居住在已知地球上的诸民族的传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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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是由希罗多德完成的，在将地理学和民族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上，希罗多德遵循赫卡泰乌斯，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人类自身。他的足迹遍及他那个时代的整个文明世界——近东、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383］他研究并随时随地记录各种奇风异俗，以及比希腊更古老的诸民族的杰出智慧；他描述了他们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庙宇；他对他们的王室家族和许多有趣而重要的人物详加叙述，他展示了诸神的权力，以及人类转瞬即逝的命运兴衰如何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将其集中到一个重大的核心主题，希罗多德把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有序整体，就像一块繁复的古代世界的织锦；这个主题就是东方（East）和西方（West）的冲突，从首次历史性碰撞，即希腊人与克洛伊索斯（Croesus）治下的邻居吕底亚王国之间的战争，直到波斯入侵希腊。希罗多德以一种荷马式的讲述故事的欢快和技巧，为后世记录了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光荣业绩——因为，他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这就是他此书的目的[4] ——并且以一种散文的风格把它们记录下来，乍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天真淳朴、不装腔作势的风格，这一风格注定要被他的同时代人所喜爱，就像他的父辈们喜闻乐见史诗风格的诗歌一样。这么说吧，希罗多德的著作，是在科学研究与智术师逻辑的时代，对史诗传统的一种复活；赫卡泰乌斯的理性主义批判已经使史诗传统一蹶不振；或者说，它是一种从旧史诗传统根部长出的新生事物。本着科学家冷静、客观、实证的态度，以及吟唱诗人对伟大人物的热爱，希罗多德将其所见所闻整合进他关于命运对个人和国家的强大支配力量的描述之中。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历史，是古代世界丰富多彩、高度复合的文明的典型，在英雄时代数个世纪之后，在他们接受外族统治者几十年的统治之后，希腊人再度被其祖国在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的意外胜利卷进了历史的洪流，但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他们长久以来培养起来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怀疑态度（the resigned sce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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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创造了政治的历史。尽管希波战争是希罗多德著作的高潮，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史家，与很多人一样，他以一种非政治的精神来书写政治的历史。希罗多德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这座宁静的城市，对于政治生活闻见甚少；及至羽翼丰满，他首次在战后的雅典邂逅政治，他也没有参与其中，只是作为一个仰慕者旁观而已。相反，修昔底德是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384］而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的生活气息就是政治活动。公元前六世纪时，梭伦已经为健全的政治理性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理性早早地使雅典人从他们的伊奥尼亚亲人中脱颖而出，自从公元前六世纪的社会动荡以来，雅典的每一位重要公民都参与了政治活动，雅典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引人注目的政治理念。它的作用只出现在少量对社会状况——伟大的阿提卡诗人们对此视而不见——的深入观察中，在波斯入侵期间，在雅典众志成城、抵抗到底的决心中，才迟迟摆脱庇西特拉图的僭政——直到萨拉米斯战役之后，经由第米斯托克利的扩张主义政策的快速增长，城邦小国成为雅典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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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创建过程中，雅典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志显示出令人吃惊的专注，这一点在修昔底德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理性表达。修昔底德的思想视野局限于与希罗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相对比——希罗多德冷静地概述了整个已知世界，其国家、人民和神祇，而修昔底德则从不逾越希腊城邦的影响范围。[5] 不过，尽管修昔底德的主题非常狭窄，但却承载着更深层的问题、更为强烈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本性，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此时的雅典所著的一本书中几乎是必然的。不管怎样，要想理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会激发历史意识远非易事。希罗多德所叙的各民族历史本身不会促使任何人写一部政治史。[6] 然而，雅典，当它热切地专注于眼前生活时，突然面临一种危机，身处危机的严肃的政治思想家们被迫形成一种历史意识，尽管现在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并且是另一种不同的内容。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去寻找国家的发展所导致的危机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修昔底德的历史所反映的思想革命的真正性质——历史写作没有变成政治写作，但政治思想却成了历史写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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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事实，最近提出的一些关于修昔底德如何成为历史学家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8] 这些观点过于自信地假定，［385］修昔底德及其同时代人对于历史学家的性质和职能具有一种先见之明，就像现代学者们所具有的那样。修昔底德不时偏离主题，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早期历史等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但是他的首要关切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是说，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一句话就说到，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本书的撰述，因为他深信这次战争的重大。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他是从哪里学到历史研究的技艺的？关于往事的知识的来源是什么？现代学者的解释是，他早就已经在研究希腊的历史，由于这种研究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所中断，于是认识到战争本身才是他现在运用其写作技巧的伟大主题；但是，他没有浪费之前研究中收集的资料（现在要被抛弃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学术性附录随处插入著作之中。依我看来，这种解释更适用于现代学者，而不适用于一个政治史的开创者，不适用于一名政治家和对战争有直接影响的将军，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的兴趣超越一切。是战争使修昔底德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没有人可以仅仅从书本上学到他从实际经验中所学到的东西：尤其不可能从他认为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时代那里学习到真理——关于那个时代，他认为要知道确定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是一个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很不相同的历史学家，而他的偶尔跑题去讨论早期历史中的问题，无论其显示的关键判断多么有价值，都要么是偶发事件，要么是借古释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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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的主要例子，是第一卷开头的考古学附录。[10] 这段文字的写作主要是为了表明，与修昔底德描述的当前状况相比，以往的历史是如何无足轻重——至少就其可以通过推演得以重构的部分而言是这样，因为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它。尽管如此，他对以往历史的简要叙述——正因为如此简要所以格外清楚——告诉了我们他用以评判历史事实的标准，以及他衡量自己时代的事件的重要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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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希腊人的以往历史即使是其最伟大最著名的业绩也无关紧要，［386］因为其生活不足以允许任何政治组织机构的产生和权力的大规模发展。他说，那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和贸易。因为民族迁徙，一个种族不断地取代另一个种族，以至于哪一个种族都居无定所，朝不保夕；而除了技术方面的知识，安全是稳定的政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国家最肥沃的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频繁的争斗之地，因而其人口之流动也最为频繁，所以既不可能发展出系统的农业耕作，也不可能出现资本积累，没有规模较大的城市，也就没有现代文明的任何其他要素。这对我们理解修昔底德为什么将整个古代历史传统弃置一旁格外具有启发意义，因为那不可能为他的问题提供答案，[11] 修昔底德代之以他自己的假设，即建立在他自己对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的清晰洞察之上的一系列大胆推论。这些推论的理性特征类似于智术师对原始人生活的假设性重构，但他们的观点则大异其趣。修昔底德以公元前五世纪时的政治家 的眼光来看待以往历史：他只思考权力 。对技术性知识、经济发展和理性文化则倾向于忽略，除非是作为权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权力对他来说，首先意味着拥有巨大的资本资源和广阔的疆域，而这一切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后盾。这显然是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雅典人的思想观念。修昔底德以雅典帝国的标准来衡量此前几个世纪的文明，发现它乏善可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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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择权力 作为原则一样，修昔底德在将此原则运用到希腊早期历史中时也独具慧眼。他以一个现代政治家不偏不倚、朴实平淡的眼光来审视荷马，认为阿伽门农的帝国是希腊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权力，这一点有史可据。[13] 他以无可阻挡的逻辑，着重强调的语气，从荷马的一句诗中推论说，阿伽门农的统治必然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因此必然得到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的支持。他对荷马的船队名录颇感兴趣，［387］并且准备接受荷马关于远征特洛伊的各支军事力量的具体叙述（尽管他经常怀疑诗歌传统），因为荷马的叙述坚定了他的信念，即原初希腊的资源无足轻重。[14] 他运用同样的证据证明，其时舰船的建造还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特洛伊之战是希腊联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远征，这是希腊历史记录在案的事实。米诺斯的海军帝国结束了早期希腊半野蛮部落之间相互劫掠的海盗生活，除此之外，此前的希腊历史不足称道。修昔底德想象米诺斯的舰队和他那个时代的雅典舰队一样，长久而严格地巡视着海洋。从而，他根据资本积累、舰队建造和海洋权力的标准，迅速地掠过整个希腊历史，直指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海军舰队建造中的技术发明来着重说明这次战争，而完全忽视了以往历史丰富的智识和审美遗产。他相信，在波斯战败之后，雅典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变得重要。海上岛屿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加入雅典同盟使其有力量挑战斯巴达，在此之前，斯巴达一直是希腊的统治力量。随后的希腊历史就是这两个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和碰撞，以一些偶发事件和持久的局部冲突为特点——直到最终决战，这一决战使此前所有的权力斗争看起来形同儿戏、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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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对曾经被如此钦羡的希腊早期历史的叙述，最为清晰地——尽管远非彻底——说明了修昔底德的历史观。[15] 通过以醒目的经济和政治线索勾勒希腊以往的历史，修昔底德揭示了他对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我以修昔底德对此前希腊历史叙述的讨论开始自己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它出现在修昔底德史书的开头。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中，同样的原则以远非那么明显的形式出现在著作的紧邻四分之一处，因为这些原则是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形式上被运用的；但在这里它们几乎已经具备了抽象的纯粹性。在这个附录中，公元前五世纪现实主义政治的流行语，像一种固定不变的事物那样重复出现，且给读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读者以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来对待修昔底德对战争本身的叙述：［388］即它描述了最大规模的权力展示和希腊历史上发生的最大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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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题目越切近现实，他对它越感兴趣，要对它持一种客观中正的态度就越是困难。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目的 ，必须从他对大量历史事件——它们将当时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努力达到一种客观看法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本人不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那么他力求客观就不那么令人惊奇，当然也就不那么异乎寻常了。他的意图是说出痛苦的真相，不为任何党派偏见所累，并且尽可能准确——与诗人们对英雄往事的诗性叙述正好相反。[16] 本质上，这种目的不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激发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态度激发的。不过，通过将那种科学的态度从永恒的自然转移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各种激情和党派利益使这个时代黯淡无光，混乱不堪——修昔底德赢得了理性的重大胜利。他的同时代人欧里庇得斯曾说，自然和戏剧——我们现在称之为历史——之间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17] 他说，除了自然史（亦即自然科学）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其他的historia，即对一个“不变”对象的冷静“探究”。芸芸众生，无论是谁，只要进入政治生活，都会被仇恨与冲突所困扰。[18] 但是，通过将historia［调查研究］转移到政治领域，修昔底德赋予了这种探究真理的理想以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意义。[19] 为了理解修昔底德的这一伟大创新，我们必须牢记希腊特有的行动观念。按照希腊人的理解，促使人行动的是知识，所以修昔底德对真理的探究有一个预想的实践目的，从而不同于超然的伊奥尼亚自然科学家所从事的theoria ，即沉思活动。没有一个雅典人相信，除了为导致正确的行动之外，知识可以为任何其他理由而存在。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巨大区别：一边是伊奥尼亚人，另一边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尽管这两位雅典人行走在如此不同的世界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被叫作“无心之眼”，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缺乏某种内在热情，修昔底德就天生适合于对历史事实持一种客观的立场。给予他力量摆脱主观干扰的东西，和他认为是他所寻求的客观知识的优势的东西，［389］他本人在阐述其著述目的的段落中说得更加准确：“我的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痛苦真相和根据人性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一言以蔽之，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人们的一时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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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好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意见：由于不变的人性，个人和民族都会不断地重蹈覆辙。[21] 这种观念与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历史的 态度的东西刚好相反。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相信历史从不重复自身，每一个历史性事件都独一无二。即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重复。当然，人们确实需要获得经验来指导生活；而赫西俄德所引用的格言说，痛苦的经验使人聪明。[22] 希腊思想总是想通过达到一种普遍性结论来获得这种类型的知识。因此，修昔底德的自明之理，即个人和民族的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自身，在片面的现代意义上，并不 标志着历史意识的诞生。尽管他的著作对独立的历史事件具有因其自身之故的现代历史兴趣，但它试图越过这些，并超越千差万别的偶然事物，以达到其背后普遍而永恒的规律。正是这种理性态度给予了修昔底德的历史不可磨灭的现实魅力。[23] 它是修昔底德的政治观中的一个本质要素；因为政治家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并按计划行动，除非在类似的处境中，类似的原因总是产生类似的结果：这种因果连续使得经验成为可能，从而让某种对事物的先见之明得以出现，无论此种先见如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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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梭伦对这一事实的陈述，希腊的政治思想产生了。[24] 当然，梭伦关心的是社会有机体的异常状态（pathology），社会有机体由于无节制的反社会行为而陷入明显的病态堕落。梭伦凭借其宗教思想在这里看到了神圣正义的惩罚，尽管根据他自己关于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看法，反社会行为的伤害性后果是由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引起的。从他那个时代起，雅典已经成为一个大国，［390］而且有了一个巨大的、新的政治经验领域——不同的独立城邦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我们称之为“对外政治”者。使用这一名称的第一个雅典人是第米斯托克利，修昔底德在一些令人难忘的句子中，形容第米斯托克利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人。[25] 在修昔底德对第米斯托克利性格的描述中，两个关键因素是远见和清晰的判断——这也是修昔底德期待他自己的著作在后世子孙中所激发的品质。修昔底德的著作自始至终都在反复强调同一原则，这证明了他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目的的：远非仅仅作为智术师的理性态度的一种肤浅层次[26] ——为了复原历史学家的真正自我，这种肤浅的理解是我们必须切除的，通过经验获得政治知识的努力是修昔底德真正伟大之所在。他深信，历史的真正本质是它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不是它体现了任何宗教、伦理或哲学的观念。[27] 对修昔底德来说，政治构成了一个由其自身内在规律所支配的世界，这种内在规律只有通过审察不是作为孤立的、而是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才能被把握。修昔底德对政治事件的性质和规律的深远洞察，使他远超古代其他任何历史学家。只有处于雅典鼎盛时期的一个雅典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这个时期的雅典产生了——以同一种理智类型的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创造物为例——菲迪亚斯（Phidias）的雕塑艺术和柏拉图的理型 。没有比用培根《新工具》中的一段名言来描述修昔底德理解政治事件的知识概念更确切的了，在《新工具》中，培根将新的科学理想与经院哲学作对比：“Scientia et potentia humana inidem coindunt,quia ignoratio cause destituit effectum. Natura enim non nisi parendo vincitur. Et quod on contemplation instar causae est, id in operatione instar regulae est. ［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权力相一致，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须先服从自然。一切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行动中则为法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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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的独特性——一方面与智术师和柏拉图相比，另一方面与梭伦关于城邦的宗教信仰观念相比——是他不宣扬普遍的教义：在他的著作中没有虚构的故事（fabula docet ）。通过对事件的平铺直叙，他使政治的逻辑变得一清二楚。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正在处理一个特殊的课题：伯罗奔尼撒战争，它尤为清晰且概括地展示了政治中真实的起因和真实的结果之间的联系。［391］要将修昔底德的历史概念运用到随意选取的一系列事件中是不可能的：正如期待随便什么时期都能产生阿提卡肃剧或柏拉图哲学，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对一件大事的简单的事实描述——无论这件事多么重要——也不会满足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目的。他需要一个特定的机会来揭示历史事件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为数众多并不时打断修昔底德著作的演说是其叙述方法的显著特征：因为它们首先是他借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在他解释自己写作历史所遵循的原则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希望他说，他像记录外界事实一样准确地重现了那些重要人物的演说。但是，他说他并非逐字逐句照搬他们的原话：因此，读者千万不要将运用在现实事件叙述中的准确原则运用到演说词上。他只是想重现他们的常识（ ），但在细节上，他让每一个人物都说出了他自己 认为每个场合要求他们说的话。[29] 这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不能以一个历史学家对准确性的追求来解释，而只能以一名政治家洞察每一历史事件的最终政治根源的愿望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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