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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52 像修昔底德这样一个了解更多城邦近期发展的人,一定已经看到了许多社会结构方面的复杂事物,它们没有进入之前的政治理想(比如梭伦的eunomia[良治]理想和克里斯提尼的isonomia[均平]理想)——这些政治理想是在一个更淳朴的时代创造出来的,但仍为后世所敬仰。在他写作之前,一直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那些观念——它们是新型城邦的本质的一部分。不过,修昔底德习惯于将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的关系设想为对立原则之间自然的和必然的冲突;而且,他发现这同一种冲突,[409]是支配雅典社会的隐蔽结构的基本原则。这在他对雅典政制的特征的看法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雅典的政制是一种原创,不是从别人那里模仿来的,相反,它是其他国家模仿的典范。这一看法预示着后来的哲学理论,即最好的政制是一种混合政制。[97] 根据修昔底德的意见,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外部平等的力学理想的实现——有些人将这种理想作为正义的顶峰来崇拜,另一些人则将其作为不义的深渊来谴责。修昔底德将伯利克里作为实际上控制城邦的“第一公民”来描写就表明了这一点。[98] 修昔底德的评论,即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名义上是一种民主制度”,在第一公民口中被转换成了葬礼演说上的一种一般化概括。在雅典,他说,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一样的,但在政治生活中,第一重要的是人才的高贵品质。[99] 这一说法合乎逻辑地包含了以下原则:即如果一个人极其宝贵和重要,大家就会认可他成为国家的统治者。[100] 另一方面,这种构想承认每一个个体的政治活动都对城邦共同体有某种价值;但也承认这一事实:即单靠民众自身不可能治理一个庞大而难解的帝国——这一点在修昔底德那里甚至为激进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克勒翁所承认。[101] 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逝世之后几十年间,彻底的暴民统治[102] 越来越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天赋杰出的个体与其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伯利克里的雅典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巧妙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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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54 历史已经表明,这种解决方案依赖于一个天才人物的出现来领导国家——无论是在民主制度中,还是在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中,这都是同样罕见的意外事件——历史还表明了,民主制度还面临群龙无首的危险。尽管如此,雅典的民主制度为伯利克里这样的领导者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来组织个体公民的活力(他曾经如此华丽地颂扬这种活力[103] ),并将他们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用于政治领域。这就是摧毁公元前四世纪僭主政治的力量——自从他们不想接受伯利克里式的民主制度为其领导者所提供的东西之后,他们没有设法为此问题寻找任何解决方案。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410]在诱导叙拉古公民合作治理国家方面,从来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真正成功过:即如伯利克里建议的那样,每个公民个体都将其生活划分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义务;在缺乏某种积极的兴趣和对城邦政治生活的真正洞见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领袖与其公民合作治理国家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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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56 城邦的政治构造 (politeia)的涵义,不仅指国家的政制(constitution),而且指在此种政制调节范围内的国家的全部生活。尽管雅典的政制不像斯巴达的纪律,规范公民日常生存的每一个细节,但国家的影响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它深深地浸润着每一个雅典人的生活。在现代希腊,统治 (politeuma)意味着文化 (culture)——这也许是生活和政治之间的古代关联的最后残存。因此,伯利克里对雅典城邦的描绘覆盖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全部内容:经济、道德、文化和教育。只有当我们以如此丰满和正确的理解来设想修昔底德的国家理想时,我们才能认识到他的国家理想不只是一种权力机器,而是某种富有色彩、形状和现实感的东西。它来源于伯利克里自身的雅典城邦理想,如果没有这些生动的内容,它就是不完美的。修昔底德所言的权力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贪欲(pleonexia),即机械的无精神的贪婪。标识雅典精神一切非凡表现——文学、艺术、哲学和道德——的综合品格,不断地出现在伯利克里的国家观念中:他有意识地赞扬斯巴达军营严格的集体观念和伊奥尼亚公民个体经济和智力上宽松自由的原则的一种综合。修昔底德并没有将新型国家设想为一个静止的事物,即在早期的良好秩序中被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严格的法律结构。相反,他坚持认为新型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应该是根本的、不可避免的各种对立面之间的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和谐,通过其内在的张力和平衡保持其自身。因此,他让伯利克里将其描述为各种微妙平衡的对立面——自给自足和享受世界各地的产品、辛苦劳作和消遣娱乐、商业贸易和节日活动、精神和习俗、思想和活力——之间的相互作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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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59 这就是雅典人民的伟大领袖所阐发的理想,语言极其富丽堂皇,以便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充分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之而战的至高价值,[411]将他们转化为自己国家的激情洋溢的“热爱者”。不过,修昔底德的意思并不是此种理想只对雅典有效。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将雅典看作历史影响力的中心。他认为雅典不仅对自身而且对整个希腊世界都在施加巨大的智力刺激。“一言以蔽之,我将雅典整个城市称为希腊文化的学校”,即 。[105] 在这种对雅典的精神领导权的认识中——一种完全配得上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认识——修昔底德的创造性洞见第一次认识到了阿提卡文化将会发生一种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事实,以及这一事实所涉及到的问题。希腊文化的理想——它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了一种新的广阔范围和崇高气质——从这里开始就要担负起最大可能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意义。它成了崇高影响力的完整体现——雅典人民和雅典城邦通过他们的理智和精神生活对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行使这种崇高的影响力,它还引导其他国家如雅典人曾经的那样去生活和创造。雅典政治雄心最高的正当性证明——即使在他们失败之后——是教化(paideia)的理想,通过这一理想,雅典精神找到了它的最大安慰——即它自身永垂不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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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64 [1] 关于“ [调查研究]”一词作为最早的自然哲学的名称,参见本卷此处 。亚里士多德甚至将其动物学叫作 [对动物的调查研究],我们错误地将其译为“动物的历史”,即historia animalium 。类似地,泰奥弗拉斯托斯将其植物学著作叫作对植物的一个 [调查研究]。在这方面,他们遵循的是古老的伊奥尼亚传统。译注:亚氏师生的这两部著作即汉译的《动物志》和《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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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66 [2] 见雅克比(F. Jacoby)发表在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的《古典学百科全书》(Realencyklopaedie )上的“赫卡泰乌斯(Hekataios)”条目;亦可参见雅克比,《古希腊的历史编纂学》(Griechische Geschichtschreibung ),载《古代文明》Ⅱ,1926,第1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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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68 [3] 雅克比愿意将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传统称呼授予赫卡泰乌斯。就我们对人类生活的事实按其历史的本质采取科学和理性的处理方法而言,我们可以为支持此种重估说些什么,但历史的宗教和戏剧因素只随着希罗多德对它的新看法而发展,就此而言,希罗多德确实配得上“历史之父”的传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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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72 [4] 希罗多德著作序言的措辞使读者想起荷马史诗的风格和语调;正如人们注意到的那样,“ [功业]”和“ [伟绩]”这两个希腊词语是叙事诗歌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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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74 [5] 修昔底德在其史著第一章(1.1.2)就提到将希腊人和异族人作为其著作的主题。这可能不只是源于他对希罗多德的模仿——希罗多德以这种全面的方式正确地界定了他的工作,而且也要归因于战争对大部分非希腊地区的影响的不断增长,尤其是波斯帝国在其后期越来越卷入到战争之中,正如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 )所表明的那样。假设如本人所相信的那样,修昔底德不是在战争开始时,而是在战争后期或不久之后写下的序言,那么,对异族人的提及就比它只被运用到诸如伊庇鲁斯(Epirus)、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这些国家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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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76 [6] 在希罗多德对世界的看法中,政治事件永远是他关于生命的神学观念的一个部分,他关于生命的宗教神学观念包含人的和神的事物的整体;而在修昔底德那里,政治因素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根本没有希罗多德的神学框架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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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78 [7] 换句话说,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以及修昔底德所谓的其余先驱们的历史思想,本身并不包含修昔底德的那种建设性的政治史的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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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80 [8] 参见齐格勒(Konrat Ziegler),《修昔底德和世界历史》(Thukydides und die Weltgeschichte ),就职演说,Greifswald,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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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82 [9] 这样的附记就是第一卷开头所谓的“考古学”,其中包含了关于早期希腊历史的丰富资料,以及关于雅典本地传统中的传奇人物——即“僭主刺杀者”哈摩狄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吞(Aristogiton)——的离题闲话(6.54.1及以下)。齐格勒在这些离题闲话中看到了修昔底德历史研究的根源,随着战争的爆发,他的目光转向了眼前,但这些似乎是他自己将当代获得的政治经验运用到了过去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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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84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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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86 [11] 在阅读修昔底德对希腊历史以往几个世纪的记录时,人们会想起现代罗马史家蒙森(Theodore Mommsen)所持的态度。在谈到我们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文献来源塔西陀(Tacitus)时,蒙森评论说,他没什么用,因为,当他告诉我们对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什么是不重要的东西时,他对“真正重要的”问题只字未提。这就是修昔底德对一切所谓的传统——他所继承的诗歌传统和历史传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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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88 [12]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1.7.1;1.8.3;1.9;2.1等处,通贯整个所谓的“考古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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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90 [1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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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92 [1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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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94 [15] 我不能接受沙德瓦尔特的《修昔底德的历史学》(Die geschicht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Berlin,1929)中的观点,他追随施瓦茨的《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Das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Bonn,1919),坚持认为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离题是其著作的一个很老的部分,并从这个部分出发重构修昔底德早期的智识态度(“智术师的学生”)。我会在其他地方给出更多为什么不同意这一看法的详细理由。自这部著作第一版问世以来,比策尔(F. Bizer)已经在其专题论文《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Tubingen,1937)中再次考察了这一问题,并且已经赞同我的意见,参见泰布勒(E. Taeubler),《修昔底德的考古学》(Die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Leipzig,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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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96 [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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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698 [17] 欧里庇得斯残篇910(诺克编)。译注:欧里庇得斯的意思是,所谓历史就是一连串戏剧性事件,根本不可能像自然一样成为那种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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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700 [18] 更确切地说,欧里庇得斯赞之为人的最高幸福的“历史”,与其说是修昔底德的历史,不如说是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历史,诗人维吉尔(Vergil)曾在其诗行中赞扬后者: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洞悉事物真理的人无比幸运],参见《农事诗》(Georgica )II,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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