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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不能接受沙德瓦尔特的《修昔底德的历史学》（Die geschicht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Berlin，1929）中的观点，他追随施瓦茨的《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Das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Bonn，1919），坚持认为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离题是其著作的一个很老的部分，并从这个部分出发重构修昔底德早期的智识态度（“智术师的学生”）。我会在其他地方给出更多为什么不同意这一看法的详细理由。自这部著作第一版问世以来，比策尔（F. Bizer）已经在其专题论文《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Tubingen，1937）中再次考察了这一问题，并且已经赞同我的意见，参见泰布勒（E. Taeubler），《修昔底德的考古学》（Die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Leipzig，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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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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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欧里庇得斯残篇910（诺克编）。译注：欧里庇得斯的意思是，所谓历史就是一连串戏剧性事件，根本不可能像自然一样成为那种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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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更确切地说，欧里庇得斯赞之为人的最高幸福的“历史”，与其说是修昔底德的历史，不如说是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历史，诗人维吉尔（Vergil）曾在其诗行中赞扬后者：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洞悉事物真理的人无比幸运］，参见《农事诗》（Georgica ）II，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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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科克伦（C.N. Cochrane），《修昔底德和历史科学》（Thucydides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Oxford，1929。科克伦特别讨论了修昔底德在其历史中有条不紊的态度与当时希腊医学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医学对当时哲学和教育学理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伊索克拉底）的影响中，有其完美的对应；参见本书第三卷，第一章“作为教化的希腊医学”。这一事实证明，医学能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理解、被用作一种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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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4。这是修昔底德史著第一卷中的著名篇章，讨论了历史的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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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修昔底德著作的开头，在他讨论作者所采取的方法以及他以此种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时，就表达了这种意见（1.22.4）。当前战争中出现的事件，由于不变的人性，将会以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方式在后世再现。这一观点——即历史变迁无论怎样沧海桑田，但人的本性本质上仍然始终如一——在修昔底德关于政治危机的性质的经典讨论中，又一次得到了明确的表达（3.82.2）；修昔底德关于历史知识的有用性的现实主义观念正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瘟疫的症状进行了著名的描述（2.48.3及以下），他预料同样的瘟疫将来会再次出现，而他在著作中力图提供的关于瘟疫性质的知识，可以使将来的人们通过瘟疫的症候辨认这种疾病。这似乎越出了我们所考虑的政治史家的任务的范围；不过，修昔底德对瘟疫的症候及其与人的生理本性和心理本性的关系的分析，与他对政治现象的分析一样，包含着科学思维的任务的观念。对修昔底德不变的人性观念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其著作的其他一些段落（例如1.76.2—3；4.61.5；5.105.2）中越发清晰。其中，他说，根据人性，强者总是想要统治弱者。因此，在修昔底德看来，很大程度上，人性一般而言就是激情永恒不变的优势地位，特定而言就是权力意志对理智的优势地位。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这一自明之理（axiom），与智术师时代的许多观念相一致，被所有的政治党派和参战各国所公开共享。柏拉图也是从这一自明之理开始着手他对人们一贯用政治来理解道德基础的批判，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此处 以下，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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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21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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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现代历史编撰中流行的对时代、条件、人格和观念的独特性感兴趣相比较，人们可以把修昔底德的这种态度叫作“古典的”。这种个别地加以考虑的历史观，是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产物。参见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二卷本，Munich，Berli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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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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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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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本卷此处 ，以及此处，注释[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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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在他们的著作中明确表达了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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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培根（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 ）I，3，Flower，第二版，Oxford，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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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1。关于修昔底德著作中这一计划的阐述，参见格罗斯金斯基（A. Grosskinsky），《修昔底德的计划》（Das Programm des Thukydides），收录于《新德语研究》（Neue deutsche Forschungen ），古典语文学部分（Abt. Klass. Phil.），Berlin，1936；以及我的学生帕策（H. Patzer）的论著《修昔底德的历史编纂问题和修昔底德之问》（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und die Thukydideische Frage ），Berli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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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德夫纳（A. Deffner），《希罗多德的演说词及其在修昔底德那里的深化》（Die Rede bei Herodot und ihre weiterbildung bei Thukydides ），Munich，diss.,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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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说风格，正如我描述的特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他那个时候的政治演说的语言相对应，这一点是芬利（John Finley）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 ，Cambridge，Mass., 1942）第250页及以下的主题之一。参见同一作者的《修昔底德的风格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ucydides’ Style）一文，载《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第50期（1939），第35页及以下；亦可参见其《欧里庇得斯和修昔底德》（Euripides and Thucydides）一文，载《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第49期（1938），第2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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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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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瓦茨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批评家认识到了“ ［原因］”一词的医学起源，并对其做了简要说明。在科克伦的《修昔底德和历史科学》一书中，它成了一种被更广泛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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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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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7.2。修昔底德明确地提到的此前对这个时期的处理是指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的《阿提卡史》（ ），修昔底德批评该书叙述简略，书中的年代也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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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3.5。这个关于围绕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雅典长墙的宽度的句子——即使在雅典的防御工事被敌人系统地拆毁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遗址——看起来不像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不能从其句子的文本结构中随便移除。很可能整个关于战前五十年的附记，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写就的（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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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修昔底德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显然计划做一种事实的实录（ ），修昔底德即使在后来也保留这个词（1.1.1）；他还用这个词来表示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关于雅典战前历史所写的故事类型（1.97.2）。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实录（record）”吸收了修昔底德的所有政治思考，这种政治反思给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的结束部分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这部完成了的著作不再是一种简单的 ［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