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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74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90]
1707456975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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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77 本书第一卷完成十年后,现在第二卷付梓了。第三卷也会随之而来。这里的前言把二、三两卷放在一起介绍,主要是由于它们在本书的框架之内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因为它们考察的是公元前四世纪(即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智识发展史,因此是互相补充的。这两卷结束了希腊(Hellas)古典时期的历史。既然古典时期确立的教化理想在希腊-罗马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张中起到一种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为古代晚期的几个世纪筹划一部续作就很有吸引力了。我在下面会对这一扩展计划做一个简要概述。不过,无论能否实现这个理想,我都要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完成了关于希腊生活最伟大时期的著作,这个最伟大的时期,在其失去此世的一切——国家、权力、自由乃至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生活——之后,仍然能够让它最后一位大诗人,也就是米南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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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79 一个人无法剥夺的财富就是他的教育。(《箴言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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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81 仍然是同一个诗人写下了我们选作本卷扉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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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83 教育是全人类的避难所。(《箴言诗》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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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85 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本质是各个民族的有机生命,那么就必须把公元前四世纪不仅看作是希腊政治权力衰落一个更高阶段,而且是希腊社会内部结构衰落的一个更高阶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要想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会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来讨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它却是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时代。由于政治灾难愈演愈烈,仿佛是时势造英雄,现在那里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教育天才,连同他们的古典哲学体系和政治雄辩术。他们的文化理想被作为人性可能的最高表达形式,传递给了古代其他民族及其继承者,自由已逝,城邦不再,但理想长存。习惯上,人们无意于那个时代为争取政治和精神的自我保存而进行的痛苦且沮丧的斗争——古希腊人一向把他们的这种斗争理解为决定教育和文化的真正本质的艰苦努力——而是从一个超时代 的维度来研究古希腊人的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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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87 不管怎样,从本书一开始,我就在努力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即根据其历史背景来解释希腊文化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以此两卷著作来处理柏拉图的时代;假如它们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们特别有助于理解柏拉图的哲学。因为柏拉图自己深知,他的哲学是在一种特定的思想氛围中产生的,并且在希腊精神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一种特殊的地位,所以他总是让他的对话采取戏剧的形式,以当时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之间的辩论开场。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大作家比他更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真理:精神是历史中唯一持存的因素,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穿越千年仍历久弥新,而且还因为早期希腊的思想都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柏拉图的哲学是对希腊文化此前各个阶段的一种重新整合;因为他深思熟虑且有条不紊地承担起了前柏拉图时期的各种问题,并在一种更高的哲学水平上解决这些问题。在此意义上,整个第一卷(不仅是探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那些部分,而且还有论述立法者和诗人的那些部分)都应该被看作柏拉图研究的一种导论。整个第二卷以及接下来的第三卷,我们都假定读者已经读过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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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89 再者,柏拉图的著作和性格与同一历史时期其他伟大人物之间的对比,也在柏拉图(他必定是任何一种希腊教育史的顶峰)身上投下了一道间接的光亮,尽管他们通常被作为与哲学无关的人物来研究。我试图把哲学的力量和反哲学的力量围绕公元前四世纪文化主导权的竞争解释为一出单一的历史剧——我们不可能在不损害我们对戏剧整体理解的情况下,在不模糊这种对立态势(这种对立是迄今为止的人文主义历史的基本规律)的情况下,打破这出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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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91 我没有在严格的时间顺序意义上使用“公元前四世纪”这一措辞。按照历史发展来说,苏格拉底属于前一个世纪;但在这里,我将其看作柏拉图时代开端时的智识转折点。苏格拉底的真正影响发生在他死后,当公元前四世纪的人们开始争论其人格和重要性之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苏格拉底的一切(除了阿里斯托芬的夸张讽刺之外),都是其年轻同辈受其影响所写下的内容,他们都在苏格拉底死后成名成家。在第三卷中,考虑到医学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教育结构的强烈影响,我把医学作为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来对待。我的原初构想是,第二卷一直延伸到希腊文化获得世界性支配地位的时期为止(参见第一卷前言)。现在,我抛弃了这个计划,认同对公元前四世纪教育的两个主要代表(即哲学和修辞学)的一种更加彻底的分析,后世人文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都来源于哲学和修辞学。因此,希腊化时代将在另一本独立的书中再做探讨。亚里士多德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米南德和伊壁鸠鲁将在希腊化时期的开端一起讨论,因为希腊化时期之根深植于公元前四世纪;就像苏格拉底,他是新旧两个时代交替之际的标志性人物。然而,在亚里士多德这个智识的大师那里,教育的观念在情感强烈程度上经历了一种明显的下降,这使得我们很难将其置于柏拉图这个真正的教育哲学家之旁。文化和科学之关系所涉及的问题——这是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特征——首次清晰地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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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93 除了这两卷所描述的公元前四世纪的文化争论和理想文明对罗马的影响之外,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教化向基督教教化的转变也是本书最大的历史主题。如果这部作品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意愿,那么他的研究将以对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描述而告终——经由这一历史过程,基督教被希腊化了,而希腊文明则变成了基督教文明。是希腊的教化,为希腊精神和基督宗教——它们都力图征服或同化另一方——之间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激烈竞争,也为双方最终的结合奠定了基础。除了考察它们各自的历史时期之外,本书第二、第三卷还旨在弥合古典希腊文明和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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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96 逻辑上,处理问题的方法要受材料性质的支配,而材料的性质,除非希腊的教化在其中得以显现的一切不同的形式、差异、层次和水准在其个别性和典型性两方面都得到仔细的区分、描述和分析,否则就不可能被充分地理解。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历史意义上的一种文化形态学。“希腊文化的理想”不是在社会学抽象的空洞空间中单独建立起来,并被作为普遍的类型来对待的。希腊精神所产生的每一种形式的德性,每一种新的道德准则,都必须从它起源的时空背景来研究——召唤古希腊精神前进并与之发生冲突的各种历史力量包围着它,它体现在伟大的创造性作家的作品中,是他们赋予了它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作家描述外部事件和刻画人物的客观态度,并不亚于史学家,当他关注社会现实的智识方面时,他必定记录了进入视野的每一个重要现象:这可以是荷马的王子身上表达出来的人物理想,或者是品达诗歌中年轻英勇的运动员身上反映出来的贵族社会,也可以是伯利克里时代的民主制度,连同其自由的公民资格理想。在这些全都被哲学的世界公民理想和新的“精神”贵族——这是希腊化帝国时代的特征,它构成了向基督教生命观的一种过渡——取代之前,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为希腊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持久的贡献。每一阶段的基本要素都存留至后来的时期。本书不止一次地指出,希腊文化,不是通过摧毁之前的各种自我,而是通过改变它们,来获得其自身发展的。曾经流通的钱币不是作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被抛弃;它只是被加盖了一个新的印章。从荷马到新柏拉图主义和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教父,斐洛(Philo)的规则“ [改造神圣的习俗]”支配着希腊文化。希腊精神通过超越先前达到的高度而起作用,但是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形式永远受严格的连续性法则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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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6998 这一历史进程的每个部分都是一个阶段,但是没有一个部分仅仅只是一个阶段,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如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所言,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联系”。每个时代都有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赞扬的权利,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产生另一个时代的工具。每个时代在历史的全幅图景中的最终地位,取决于它为自己时代的最高成就赋予精神和智识形式的能力;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它才得以或强或弱地持久影响后来的世代。史学家的职能就是运用他的想象力,深深地投入到另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的生活、情感和色彩之中,全然忘却自身以及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从而以诗人为其人物注入生命气息的相同方式,将自身思入到陌生的生活和未曾体验的情感方式之中。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也适用于已逝的理想。柏拉图曾经告诫我们,不要将诗人与诗人笔下的英雄相混淆,不要将诗人的理想与英雄们的理想相混淆,或者,不要用他们相互矛盾的观念来建构一种我们归诸于诗人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此类似,史学家千万不要试图调和那些相互冲突的思想——它们是在伟大心灵之间的战斗中涌现出来的——或者试图对它们进行裁断。史学家的使命不是改进世界,而是理解世界。史学家所探讨的人物之间很可能相互冲突,从而相互制约。他必须将他们之间的对立问题留待哲学家解决。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让精神的历史成为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史学家确实不应该承担决断谁拥有绝对真理的重任,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运用修昔底德的客观主义标准,标注出一种历史样式的主要线索、各种价值符合事实的自然演化、一种能在国家和民族的生与死中幸存下来的理想。因此,他的作品成了一部源于史学沉思精神的哲学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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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00 在写作一部公元前四世纪的教育史时,史学家对材料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幸存下来的证据类型决定的。在古代晚期,文献的选择与保存完全取决于其与教育理想的关系;几乎每一本由此看来缺乏代表性意义的书籍都任其消亡了。因此,希腊教育的历史就直接与古典文本的手稿保存和传播史合二为一了。这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四世纪保存下来的文献的实际性质和数量对我们的目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了表明教育观念是如何自觉地存在于这些文献之中,并支配着它们的形式,本书讨论了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所有著述。唯一的例外是法庭演说;尽管有大量的幸存,但我在此没有对它做单独处理;这并非因为它与教育毫无关系: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经常说,吕西阿斯(Lysias)及其同人自称是高级教育的代表。这是因为政治演说很快使法庭演说术的教师们黯然失色了。对演说术的两个分支都进行详尽的论述,不现实,也不可取,因为材料太过丰富;实际上,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是比那些写作法庭演说词的人们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雄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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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02 对柏拉图的研究在二、三两卷的框架内自成一体。多年来,柏拉图一直是我的兴趣核心,对他的研究自然在我对本书的构想中起一种决定性作用。将近二十年前,本人念兹在兹的主要是柏拉图,那时,我试图将学者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古希腊人称之为教化的希腊历史方面。之后,我在一系列题为“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Platos Stellung im Aufbau der greichischen Bildung)(柏林,1928)的演讲中,陈述了我研究柏拉图的这一视角;实际上,早在此前,在我的论文《柏拉图的城邦伦理学》(Platos Staatsethik)(柏林,1924)中,我就已经提到这一点了。我的学生所出版的大量关于柏拉图的文章、专著和学位论文传播了我的这些想法,也在这个直接的圈子之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我以前从未将这些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本书完稿之际,审视全书,我真希望里面有关于柏拉图的《蒂迈欧》的一章,来考察其宇宙观与其哲学的基本教育倾向之间的关系。本书没有重复描述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读者直接阅读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中的相关章节就可以了;至于希腊哲学中的神学,我已经斗胆推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书。[1] 我对希腊医学一章的预备性研究因篇幅过大而超出了本书的限度,故已作为另一本书单独出版(《卡里斯图斯的狄奥克勒斯》[Diokles von Karystos ])。与此类似,我对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的讨论也建立在我之前出版的专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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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04 本卷的注释比第一卷扩展了很多。将所有这些注释全部放在书尾是有必要的,这也是我要向使用本书的学者们表示遗憾的地方。[2] 不管怎样,出于鼓励大批读者阅读此书的愿望,出于对出版商此时出版如此规模的著作所冒的风险的感谢,我同意了把注释放在书尾。我还要衷心感谢他们对本书的板式和印刷给予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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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06 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哈艾特教授(Gilbert Highet),尽管他在战争中担负着更为紧急的任务,但仍克服大量困难完成了本人德文手稿的翻译,而且使本书成为了一本不只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而是一本真正的英文著作。再者,他还检查和讨论了每一个有争议的段落,帮助解决了一切编校问题。对他对本书三大卷孜孜不倦的兴趣,以及他对为英语世界接受我的著作所付出的无可估量的贡献,我要表示公开的感谢,为了这部著作,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私人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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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08 我还要对我的助手布朗博士(Dr. Hellen A. Brown)表示感谢,他帮我完成了第二卷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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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10 W.耶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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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12 194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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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14 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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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16 剑桥,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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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7018 [1] 译注:指作者的《早期希腊哲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Oxford,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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