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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柏拉图的研究在二、三两卷的框架内自成一体。多年来，柏拉图一直是我的兴趣核心，对他的研究自然在我对本书的构想中起一种决定性作用。将近二十年前，本人念兹在兹的主要是柏拉图，那时，我试图将学者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古希腊人称之为教化的希腊历史方面。之后，我在一系列题为“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Platos Stellung im Aufbau der greichischen Bildung）（柏林，1928）的演讲中，陈述了我研究柏拉图的这一视角；实际上，早在此前，在我的论文《柏拉图的城邦伦理学》（Platos Staatsethik）（柏林，1924）中，我就已经提到这一点了。我的学生所出版的大量关于柏拉图的文章、专著和学位论文传播了我的这些想法，也在这个直接的圈子之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我以前从未将这些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本书完稿之际，审视全书，我真希望里面有关于柏拉图的《蒂迈欧》的一章，来考察其宇宙观与其哲学的基本教育倾向之间的关系。本书没有重复描述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读者直接阅读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中的相关章节就可以了；至于希腊哲学中的神学，我已经斗胆推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书。[1] 我对希腊医学一章的预备性研究因篇幅过大而超出了本书的限度，故已作为另一本书单独出版（《卡里斯图斯的狄奥克勒斯》［Diokles von Karystos ］）。与此类似，我对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的讨论也建立在我之前出版的专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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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的注释比第一卷扩展了很多。将所有这些注释全部放在书尾是有必要的，这也是我要向使用本书的学者们表示遗憾的地方。[2] 不管怎样，出于鼓励大批读者阅读此书的愿望，出于对出版商此时出版如此规模的著作所冒的风险的感谢，我同意了把注释放在书尾。我还要衷心感谢他们对本书的板式和印刷给予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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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哈艾特教授（Gilbert Highet），尽管他在战争中担负着更为紧急的任务，但仍克服大量困难完成了本人德文手稿的翻译，而且使本书成为了一本不只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而是一本真正的英文著作。再者，他还检查和讨论了每一个有争议的段落，帮助解决了一切编校问题。对他对本书三大卷孜孜不倦的兴趣，以及他对为英语世界接受我的著作所付出的无可估量的贡献，我要表示公开的感谢，为了这部著作，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私人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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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对我的助手布朗博士（Dr. Hellen A. Brown）表示感谢，他帮我完成了第二卷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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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耶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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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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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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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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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指作者的《早期希腊哲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Oxford，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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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注：为方便阅读，中译本已将尾注改为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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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英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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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英文版）译自耶格尔教授的德文手稿，因为他的著作德文版第二、三卷还没有正式出版。译文与作者详细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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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希腊著作的摘录偶尔被扩展或压缩了，以便与德文手稿中的引文篇幅相一致。在一段文字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的地方，我当然遵从耶格尔教授的选择。无论如何，我要对一些小的改动负责，比如，《王制》中的 ［卫士］，习惯上称为guards［卫兵］，而不是guardians［保卫者］，后者听起来更像是法律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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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程中，牛津古典文献（Oxford Classical Texts）是常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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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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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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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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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一章 公元前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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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元前404年，在近三十年的希腊城邦混战之后，雅典轰然倒下。希腊文明成就最辉煌的世纪，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悲剧中落下帷幕。伯利克里帝国曾经是希腊这块土地上建造起来的最伟大的政治组织；确实，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它似乎是希腊文化命中注定的家园，世世代代，直至永远。战争结束之后不久，修昔底德就以如椽之笔写下了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并将其诉诸伯利克里之口，其中，他仍然将雅典看作那种辉煌焕发出来的最后光芒，字里行间仍然洋溢着那种蓬勃的热情，那种短暂而辉煌的梦想，值得雅典的才俊之士为之献身的梦想——巧妙地建设一个城邦，以便它在力量和精神之间保持长久的平衡。当修昔底德构思这一演说之际，他早就明白了他那代人必须学会的一个似非而是的真理：腾蛇乘雾，终归土灰，即使最稳固的尘世权力也必将烟消云散，只有表面脆弱的壮丽精神才能永久持存。雅典的发展好像突然被倒转。她被扔回到了一百多年前，来到了孤立的城市国家的时代。在希波战争中，她曾经是希腊人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对波斯作战的胜利让她渴望成为他们的霸主。现在，就在即将得到这种霸权之际，它突然从她的掌控之中被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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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灾难性倒塌使希腊世界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在希腊各邦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个后来被证明为无法填补的缺口。雅典战败的道德和政治反响，只要城邦如其所是的那样对希腊人继续保持其真实的存在和意义，就不可能不被希腊人察觉到。从一开始，希腊文明就与城邦的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在雅典最为紧密。因此，这种灾难的后果必然远非政治灾难那么简单。它动摇了全部的道德准则，打击了宗教信仰的根基。［4］如果想修复这种灾难性后果，那么这一进程就必须从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开始。这一进程的实现既发生在哲学家们的理论思考中，也发生在凡夫俗子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公元前四世纪也因之成为一个从里到外不断努力重建的时代。但是，这次打击太深太重了，以至于（从现在这个距离看）希腊人对这个世界的价值的内在信念，即他们此时此刻就能将“最好的城邦”、“最好的生活”变为现实的信念，是否能在这样一次经历中幸免于难，以便以其原初的纯洁与活力得到再造，似乎从一开始就变得令人怀疑了。正是在这个痛苦的时代，希腊精神第一次开始向内转向自身——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它在这方面会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但是，公元前四世纪这一时期的人们，即使是柏拉图这样的理论思考者，也仍然坚信他们的任务是一种实际的重建。他们不得不改变世界，改变这个世界——即使他们目前可能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而那些务实的政治家现在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使命的（尽管是在另一种相当不同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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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城邦外在康复的速度及其所动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巨大数量，确实令人震惊。这种最高的危机比雅典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的危机都更加清晰地表明了，雅典的真正力量——即使作为一个城邦——是她的精神力量。是她的精神文化指引她走上康复之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赢回了一度掉头而去的希腊人的心，并且向全希腊证明了，即使在她缺乏国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时候，她也有继续存活下去的权利。因此，公元前四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发生在雅典的智识运动，即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也必须占据我们的兴趣中心。当修昔底德回顾伯利克里治下雅典权力登峰造极的盛世，并看到这种权力的核心与灵魂乃是人的精神时，他看得非常真切。现在，与曾经的一样——实际上，比曾经的更加如此——雅典是希腊的文化中心，是全希腊的paideusis［学校］。不过，现在，雅典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历史赋予新一代的艰巨任务之上：在一个牢固且持久的基础上重建城邦以及城邦的全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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