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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如果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柏拉图认为他是在他的型论中捕捉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本质，并试图明确地表达其理论预设，那么它就暗含着某种新的不同于感性知觉的知识概念，以及一种新的与传统自然哲学家所持的概念不同的存在概念或实在概念。辩证法的方法试图找出潜在于“多（Many）”之下的“一（One）”。当柏拉图把这个“一”叫作“型（Form，用希腊语说就是eidos或idea）”时，他使用的是同时代的自然哲学家们惯常所使用的词语——他经常以认同的态度间接地提到他们的方法。[47] 医生采集许多不同个体的病例——这些病例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并将它们归并为疾病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eidos）”。辩证法家在研究一个伦理问题时同样如此——例如，在寻求勇敢的本质时。辩证法家收集我们称之为勇敢的不同事例，并试图将它们归并为一个统一体。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洞穿德性本身——苏格拉底将所有单独的德性聚集在此统一体之下——的辩证进程。一次又一次，对一种特定德性的探究，以指向我们称之为德性的一切东西的一种更高统一、指向德性本身、指向对德性本身的知识而结束，而不是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将其从其他德性清楚地区分出来而结束。在后期的其中一部著作中，柏拉图说，辩证发现的进程是概括（synopsis）——将所有的杂多放在一起审视，并将其看作一个“型（Idea）”。[48] 这就是柏拉图在小苏格拉底对话中所做的事情。在《拉刻斯》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勇敢——的目的，似乎是界定“勇敢”，但实际所达到的根本不是“勇敢”的一个定义：与此相反，对话以指出“勇敢”与所有其他德性一样、是通常所谓德性的一部分而结束。因此，对话的“否定性答案”与辩证探究的提要性特征形影不离地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勇敢”这一问题的提出，不是为了发现勇敢是什么，而是为了定义德性本身，即善的型是什么。辩证法的这种提要性特征，及其将众多不同事物归结为一个“型”，不仅在每一部单独的著作中出现，而且更清晰地呈现于柏拉图巧妙地将它们围绕一个中心分门别类之中。以探究所有特定德性的本质开始，柏拉图表明，试图给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下定义的尝试，［104］都不可避免以将此德性和其他一切德性追溯至德性本身而结束，只有从德性本身出发，才能理解某个特定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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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柏拉图在这些早期对话中实际上是否使用了idea［型］和eidos［相］这样的学术词语，就真的不是非常重要了。[49] 柏拉图没有泄露一个事实——它当然是一个事实——即这些对特定德性和关于善本身的知识的概念的探究，意在成为一种［理想］城邦的重建基础。我们不能指望柏拉图在赢得读者的兴趣、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上之前，吓读者一跳，为读者提供一个诸如型论这样的完整学说。即使在柏拉图最坚定地相信型论、最频繁地提到型论之时，柏拉图也没有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以一种陈列教条的方式，对型论给出一种完整的解释。在中期对话中，柏拉图只在一些孤立的事例中介绍了一下型论，他假定说话者早就知道它了；要不然就是寥寥几笔，勾画一下主要轮廓，使即便是初学者，也足以理解为止。他很少对自己的型论长篇大论。在型论的所谓数学阶段，当柏拉图试图将型解释为数时，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关于型论的很多细节；对我们来说，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柏拉图和学园中的学生制定出了一套体系——这套体系的存在我们甚至无法从柏拉图那时写下的对话中猜测——是令人惊奇的。只有在亚里士多德的帮助下，我们才能追踪到这一体系在它们之中的零星迹象。[50] 柏拉图学派在圈子内的秘密讨论与他向外部世界展示的哲学思想相当不同。无论如何，柏拉图在其首批对话中处理型论时的保留态度与这种秘传体系完全不一样。型论是柏拉图的伦理和政治思想得以建立的基础，他肯定知道，尽管他在那时还将型论作为一种秘密学说来处理，有朝一日，他一定会向外界显示其大概。不管怎样，说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毫无型论的迹象是相当不准确的。人们通常认为《游叙弗伦》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这篇对话多次将其辩证探究的对象称之为型，而且，在同一时期的对话中，也有型论的其他一些蛛丝马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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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之后数年内写作的对话有了基本的了解，［105］它清楚地表明了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和所有哲学思想的有机统一。柏拉图借以开端的小苏格拉底对话，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为柏拉图思想的核心问题构建起一个导论；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柏拉图以此问题与苏格拉底的信条“德性即知识”相联结。因为如果德性是知识，那么我们的一切精神能量就必须倾注在社会重建之上——这种重建是在“德性即知识”的原则之上经由教育来完成的。在柏拉图允许我们看到他心目中的结局之前，他的早期对话引导我们明确提出那个在结局实现之前必须了解的问题——德性和知识之关系的苏格拉底问题。当然，在阅读接下来的两篇对话（即《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之前，我们一直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的理解；在这两部作品中，柏拉图将这个问题与他知道的其所蕴含的全部广泛含义相联系。因此，如果止步于小苏格拉底对话，那么我们就会仍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们感到自己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催逼向前，我们试图用比以前更广阔的视野来寻求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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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后期的著作会证实我们对柏拉图的这种方法的描述。当他写下它们时，当他从《申辩》走向《高尔吉亚》，又从《高尔吉亚》到《王制》时，他必定考虑到了这一计划：引导他的读者逐级上升，直至绝顶——他们可以由此绝顶俯瞰其思想王国的全部疆域。说柏拉图计划好了每部著作的准确时间，并且在写作之前就知道它们会如何与总体方案融为一体，会有点过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十九世纪的发展理论——本章早些时候批评过这种理论——对柏拉图作品之间的许多联系线索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这些线索是柏拉图勾画出来用以告诉我们，它们是朝着一个伟大的综合性体系前进的全部步骤——在这个体系中，每一部作品，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都变得完全可理解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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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柏拉图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其发展过程，然后再回到其著作的起点，我们就会看到，其主导思想是带领读者沿着苏格拉底对话的道路前行——苏格拉底的对话逐渐把柏拉图带入越来越深的哲学领域，并向他展示了各个孤立的问题之间的联系。为了设计这样一个计划，柏拉图必定感觉到了，最好是把哲学知识当作某种类型的教育来对待。柏拉图的对话是教育的典范，也是对教育的宣传。这些对话是教育性的，［106］不仅是因为它们激起了读者同情和期待的力量，使读者自己的才智免于羁绊的力量，而且还因为，通过看到对真理的诚挚追求的三番五次的失败，他得以认识到获得真知的艰难，他得以认识到理解那些迄今为止未经检验的预设的艰难——这些预设是他的生活赖以建立的基础；他看到自己思维中的错误是从哪里来的；他看到公共意见有多么不靠谱。他得以知道，对自己的判断负责，并希望他人为他们自己的判断负责，是清晰思考的最高法则。他得以知道，这不仅仅影响到哲学讨论，而且影响到人的整个生活和行为；自然而然地，他希望按照这一计划来安排他的生活，通过这样做，给自己的生活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和一个固定的方向。柏拉图的本意是，通过他自己的对话，使苏格拉底的教育力量（他自己体验过这种力量）得以成形，并征服世界——通过使这种力量更充分、更清楚地思考，直到它理解自己的本性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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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滕泽尔在其《柏拉图的辩证法的方法》（艾伦［D. J. Allan］译，Oxford，1940）中讨论了形式在柏拉图那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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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拉莫维茨最明显地提出了这一观点，参见其《柏拉图》，第一卷，第12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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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一卷，第150页）将《伊翁》、《小希庇阿斯》和《普罗泰戈拉》诸篇的写作日期断定为公元前403—前400年间，他将这段时间视为“因为与苏格拉底的接触，柏拉图正在成形的时期，还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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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一卷，第122页）将柏拉图的这些内容欢快的著作（他认为它们是柏拉图的最早作品）冠之以“喧闹的青春”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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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尔尼姆在其《柏拉图年轻时期的对话和〈斐德若〉的形成时间》（Platos Jugenddialoge und die Entstehungszeit des Phaidros ，Leipzig，1914，第34页）中，走得比维拉莫维茨更远：他试图使《普罗泰戈拉》也成为柏拉图最早期的著作，尽管他的理由与维拉莫维茨不同（参见本卷此处，注释[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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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即使在其晚年，柏拉图也写了一篇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主要人物（《斐利布》［Philebus ］）——尽管在其晚年的其他作品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成了从属的次要人物：例如，在所谓的“辩证法对话”《巴门尼德》、《智术师》、《政治家》诸篇中，以及在论自然哲学的《蒂迈欧》中；而在《法义》中，苏格拉度干脆就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雅典的外乡人这一人物。柏拉图允许自己脱离自己的习惯，因为《斐利布》的道德主题是苏格拉底式的，尽管它的处理方法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大异其趣。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斐德若》：关于其写作日期，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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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6.987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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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代柏拉图学的创立者施莱尔马赫，将其对柏拉图著作的理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柏拉图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在其作品中逐步呈现出来。施莱尔马赫之后，赫尔曼以其《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和体系》（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Hiedelberg，1839）一书创始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理论”。关于柏拉图学及其阐释在现代的历史，参见宇伯威格（F. Ueberweg）的那部过时但有用的著作《柏拉图著作的真实性和年代顺序研究》（Untersuchungen uber die Echtheit und Zeitfolge platonischer Schriften） ，Vienna，1861，第一部分；参见本人《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的导论——这篇演讲的名称是“十九世纪柏拉图形象的变迁”（Der Wandel des Platobildes im 19. Jahrhundert），首次发表在《古代文明》IV，1928，第85页及以下，然后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在柏林出版；最后，可参见莱泽冈（H. Leisegang），《当代的柏拉图阐释》（Die Platondeutung der Gegenwart ），Karlsruhe，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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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拉莫维茨，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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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位持此意见的学者分别是雷德尔（H. Raeder，《柏拉图哲学的发展》［Platons Philosophische Entwicklung］ ，Leipzig，1905）、迈尔（《苏格拉底》，Tubingen，1913）和波伦茨（M. Pohlenz，《从柏拉图时代开始》［Aus Platos Werdezeit］ ，Berlin，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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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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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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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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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申辩》36c，其中，苏格拉底用一个简短、详尽的最后说明概括了他的全部影响力。他说，他千方百计说服每一个人关心他自己，而不是关心他的营生，使自己尽可能地完善和智慧；要关心“城邦本身（ ）”，不要总想着城邦的事务。请注意关心城邦事务和关心城邦本身、使城邦尽可能完善和智慧之间的区别：这是苏格拉底所理解的政治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根本区别。其他提到苏格拉底对城邦的使命的段落见于《申辩》30e、31a等，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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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克力同》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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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拉刻斯》179c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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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卡尔米德斯》161b，161c。译注：这是卡尔米德斯在与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节制时提到的一个定义：“所谓节制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苏格拉底说，“这句话就像一个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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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制》，第四卷，4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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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卡尔米德斯》171d—e，1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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