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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拉莫维茨最明显地提出了这一观点，参见其《柏拉图》，第一卷，第12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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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一卷，第150页）将《伊翁》、《小希庇阿斯》和《普罗泰戈拉》诸篇的写作日期断定为公元前403—前400年间，他将这段时间视为“因为与苏格拉底的接触，柏拉图正在成形的时期，还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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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一卷，第122页）将柏拉图的这些内容欢快的著作（他认为它们是柏拉图的最早作品）冠之以“喧闹的青春”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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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尔尼姆在其《柏拉图年轻时期的对话和〈斐德若〉的形成时间》（Platos Jugenddialoge und die Entstehungszeit des Phaidros ，Leipzig，1914，第34页）中，走得比维拉莫维茨更远：他试图使《普罗泰戈拉》也成为柏拉图最早期的著作，尽管他的理由与维拉莫维茨不同（参见本卷此处，注释[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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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即使在其晚年，柏拉图也写了一篇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主要人物（《斐利布》［Philebus ］）——尽管在其晚年的其他作品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成了从属的次要人物：例如，在所谓的“辩证法对话”《巴门尼德》、《智术师》、《政治家》诸篇中，以及在论自然哲学的《蒂迈欧》中；而在《法义》中，苏格拉度干脆就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雅典的外乡人这一人物。柏拉图允许自己脱离自己的习惯，因为《斐利布》的道德主题是苏格拉底式的，尽管它的处理方法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大异其趣。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斐德若》：关于其写作日期，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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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6.987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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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代柏拉图学的创立者施莱尔马赫，将其对柏拉图著作的理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柏拉图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在其作品中逐步呈现出来。施莱尔马赫之后，赫尔曼以其《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和体系》（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Hiedelberg，1839）一书创始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理论”。关于柏拉图学及其阐释在现代的历史，参见宇伯威格（F. Ueberweg）的那部过时但有用的著作《柏拉图著作的真实性和年代顺序研究》（Untersuchungen uber die Echtheit und Zeitfolge platonischer Schriften） ，Vienna，1861，第一部分；参见本人《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的导论——这篇演讲的名称是“十九世纪柏拉图形象的变迁”（Der Wandel des Platobildes im 19. Jahrhundert），首次发表在《古代文明》IV，1928，第85页及以下，然后作为一部独立的著作在柏林出版；最后，可参见莱泽冈（H. Leisegang），《当代的柏拉图阐释》（Die Platondeutung der Gegenwart ），Karlsruhe，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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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拉莫维茨，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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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位持此意见的学者分别是雷德尔（H. Raeder，《柏拉图哲学的发展》［Platons Philosophische Entwicklung］ ，Leipzig，1905）、迈尔（《苏格拉底》，Tubingen，1913）和波伦茨（M. Pohlenz，《从柏拉图时代开始》［Aus Platos Werdezeit］ ，Berlin，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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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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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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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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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申辩》36c，其中，苏格拉底用一个简短、详尽的最后说明概括了他的全部影响力。他说，他千方百计说服每一个人关心他自己，而不是关心他的营生，使自己尽可能地完善和智慧；要关心“城邦本身（ ）”，不要总想着城邦的事务。请注意关心城邦事务和关心城邦本身、使城邦尽可能完善和智慧之间的区别：这是苏格拉底所理解的政治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根本区别。其他提到苏格拉底对城邦的使命的段落见于《申辩》30e、31a等，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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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克力同》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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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拉刻斯》179c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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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卡尔米德斯》161b，161c。译注：这是卡尔米德斯在与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节制时提到的一个定义：“所谓节制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苏格拉底说，“这句话就像一个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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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制》，第四卷，4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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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卡尔米德斯》171d—e，1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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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卡尔米德斯》170b，173b，174c，其中，与在《高尔吉亚》、《王制》和《政治家》中一样，作者将医学技艺与领航技艺相提并论，并与“善的知识（ ）”相比较，尽管前二者从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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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普罗泰戈拉》319a。在《普罗泰戈拉》中，一旦提到“政治技艺”，讨论就马上转向了对四种公民德性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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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维拉莫维茨在其对作为诗人的柏拉图的评论中忽略了这一点（《柏拉图》，第一卷，第122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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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本人的讲座文稿《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载《古代文明》IV，1928，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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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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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尔吉亚》517c，519a，52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