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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悖论性宣言——政治技艺必须建立在对生活中的“最大的好”的确切知识之上，必须只能以使城邦公民变得更好为目的——显然来自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他对苏格拉底的政治使命的信念的结合。但是，这种纯粹个人的和心理学的阐释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既要照料灵魂又要建构城邦的政治技艺。我们现代人必定觉得这是将两种相距甚远的任务合二为一。对我们来说，政治意味着方针政策，现实主义的方针政策；而伦理则意味着个人道德。尽管许多现代国家已经接管了孩童的教育，但我们很难毫无疑问地接受古代希腊人的观点（它是柏拉图的绝对理想）：国家的法律是生活的一切标准的源泉，个人的德性即公民德性。国家与个人的一致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首次遭到了严肃的挑战，随着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粗糙和现实主义，随着个人道德变得越来越精致和独立，个人道德与城邦信条开始渐行渐远。我们已经描述过这种个人德性与公民德性之间的原初和谐的破裂，它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所依据的前提假设。很显然，在早期城邦中，人们曾毫无疑问地接受政治家控制人们头脑的权力，但这有其危险的一面，在既存条件下，注定会使有文化、有理智的人要么退出政治三缄其口，要么将自己的道德标准加于城邦之上，因而与城邦相冲突，无可挽回的冲突，原则上，柏拉图是反对个人从政治退却的。他是从祖先流传下来的社会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认为最伟大的人是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城邦的人。除非从他年轻时代起，他曾长期接受良好的传统信念——城邦天然就是全体公民的道德立法者——的熏陶，否则苏格拉底的尖锐批判几乎不可能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正如他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158］柏拉图并没有把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制度的冲突解释为一个时代的来临——将属于城邦的给城邦，属于上帝的给上帝。他不想让人最好的一面不受城邦的影响。他认为个人与共同体彼此相属；而且是城邦，只有城邦，才能为这种彼此相属的关系树立一种规范。但是，一旦人的灵魂决定了人的价值和幸福的普遍标准在于灵魂自身的道德意识内部，城邦支配每个公民的整个灵魂的要求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城邦不应该落后于道德的发展。柏拉图断言城邦只有一种选择。它要么必须成为灵魂的老师和治疗者，要么，如果它无能为力，那么，它必定被认为是堕落的、不配享有其权威的城邦。柏拉图的《高尔吉亚》隐含着这样的主张：城邦的一切职能必须无条件地让位于其作为一个道德教师的使命。如果有人说，希腊的城邦既是国家，又是教会，那么，柏拉图最关心的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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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把城邦理想化的传统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机，引导柏拉图对政治采取这种新的奇怪态度。这种动机涉及苏格拉底的德性理论。柏拉图赞同他的老师，认为人的正确行为建立在关于最高价值的知识之上；因此，这些价值不可能在生活中单凭主观意见和情绪得到理解。理解这些最高价值，是人类理智可能的最高认知类型的工作。通过反讽性地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已经表明，关于善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的。因此，我们不能错误地把苏格拉底特有的对传统的某些忽视阐释为某种类似于现代人的良心自由的东西。柏拉图总是认为关于善［好］的知识是一种政治技艺，并由此提取出其本质性的客观特征。它不是某种模糊不清的、与专业知识不同的东西；相反，它的理想状态与专家的知识类似。因此，这样一种知识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不可能的，只有最高贵的哲学认识才能达到这种知识。就在我们可能期望发现诸如个人良知和自由个体的伦理学这种现代理想的地方，柏拉图果断地拒绝了它们。相反，他把我们指派给客观的哲学真理的权威，［159］这种哲学真理声称统管全部社会生活，因而也统管个人的生活。如果苏格拉底所设想的知识或科学是可能的，那么据柏拉图所言，它只有在一个新的精神共同体——根据传统，他将其设想为一个城市（civitas）——的框架内才能发挥充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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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种观点的极端形式见之于维拉莫维茨对柏拉图单篇对话的讨论（《柏拉图》，第一卷）。例如，他将自己论《斐德若》（该篇是对修辞学和辩证法之关系的一个严肃讨论）一章冠之以“快乐的夏日”这样的抒情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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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用语。维拉莫维茨对柏拉图的态度显然受到狄尔泰的著作《体验与文学》（Erlebnis und Dichtung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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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芬利（John Finley，《哈佛古典学研究》［Harvard Classical Studies ］，1939）表明，我们不能把高尔吉亚看作修辞学的唯一创建者，或修辞学在雅典的唯一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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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普罗泰戈拉》31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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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尔吉亚》449d，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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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尔吉亚》450a，451d，4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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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尔吉亚》456a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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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尔吉亚》4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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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尔吉亚》45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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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尔吉亚》455d—e（参见4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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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尔吉亚》454e—4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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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尔吉亚》456d—45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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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尔吉亚》456e, 45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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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尔吉亚》459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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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尔吉亚》460a。关于普罗泰戈拉的那种有产者的谨慎，参见本卷此处，注释[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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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高尔吉亚》46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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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高尔吉亚》46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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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高尔吉亚》481b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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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尔吉亚》4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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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1.981a5）用“技艺”表示相似情况的一种一般假设（ ），这种一般假设是经过多次观察和经验之后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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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具有实践性特点方面，techné和empeiria（“经验”）相似：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1.981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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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衡量的技艺”，参见《普罗泰戈拉》356d—357b；这一段落终结了《普罗泰戈拉》319a中的主张，即普罗泰戈拉的教育（paideia）是一门“政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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