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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会饮》2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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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会饮》2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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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会饮》2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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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王制》5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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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王制》5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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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狄奥提玛的演说已经为这最后的一步做了准备，参见《会饮》20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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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苏格拉底是教育冲动（ ,《会饮》209c）的最真实的例证，狄奥提玛将这种教育的冲动描述为被一种美丽而高贵的灵魂所俘获的无可置疑的征兆。他也是在对知识的永恒探求中，灵魂处于知识和无知的中间状态的一个化身。因此，狄奥提玛的整个发言是对苏格拉底的本性的渐进分析。它完全为爱欲所驱使。不过，因为爱欲进入了苏格拉底的高贵人格之中，爱欲改变了苏格拉底：他已经受到了神律的约束。柏拉图会说，爱欲的真正本性只有到现在，在苏格拉底身上，作为将人的生命提升到诸神的高度的力量，才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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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会饮》215a—b。译注：西勒诺斯（Silenus），希腊森林之神，相貌丑陋，矮小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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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斐德若》27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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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会饮》215e—2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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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王制》490e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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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伊索克拉底，《布希里斯》（Bus. ）5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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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阿尔西比亚德是一种类型的人的象征，这种类型的人是苏格拉底的真正目的的最佳例证：他是“忽略自身修养而关注城邦事务”（《会饮》216a）的青年才俊。这种对自身的忽略直接与苏格拉底的人应该“照料自己的灵魂（ ）”的学说相对立。阿尔西比亚德试图在准备好自己灵魂内部的共同体之前建立一个新城邦，参见《王制》第九卷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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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九章 《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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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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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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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从一开始，柏拉图思想就致力于解决城邦问题。这一主题起初深藏若虚，但渐行渐显，直至其成为柏拉图早期著作所有辩证探究无可置疑的目标。如我们所见，苏格拉底关于几种主要德性的讨论，即使在早期对话中，也指向政治德性的发现；[1] 而在《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将关于善本身的知识看作能够解决一切困难的政治技艺。[2] 如果将这些事实牢记于心，那么几乎不用《书信》七[3] 的证据，我们就可以理解《王制》是柏拉图的核心著作，柏拉图早期著作中形成的思想如百川归海，都汇聚到了《王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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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著作的现代读者根据现代思想的典范来判断柏拉图，常常花费大量精力探求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但最终，他们都满足于认为——无论是出于艺术的动机，还是出于批判的动机——柏拉图克制自己，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去建构一个固定的学说体系。他想要表明的是一种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知识。不过，思维精细的学者们注意到，在柏拉图不同对话的建设性内容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最具建设性的著作叫《王制》，或《论城邦》。[4] 由此可以断定，柏拉图是在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层面上赋予其全部思想以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体现在一种抽象的逻辑体系之中，而体现在城邦生动且具体的形式之中。与此类似，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关于自然哲学的观念，也不是作为自然本原的一种逻辑体系来阐释的，而是作为宇宙起源的一种清晰可感的图像来阐释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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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柏拉图而言，城邦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王制》既不关乎宪法，［199］也不关乎统治技艺和法律制定；实际上，在该词的现代意义上，它与政治毫无关系。柏拉图不是从雅典和斯巴达这些实际历史中的国家开始的。尽管他有意将自己局限在希腊的范围之内，但并没有将自己固定在任何特定的地区或城市之上。柏拉图从未提起过他笔下的城市的自然条件。他既不关心城市的地质条件，也不关心城市的人类学条件。《王制》所描述的教育训练与居住在城市的种族——全体居民——毫无关系。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连同他们的商业贸易、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没有被提及，或者说，这些整个地都处于讨论的边缘地带。也许，在第三阶层的居民中可以发现上述迹象，但这个阶层只是被动的统治对象，[6] 即使如此，柏拉图也没有提到他们的任何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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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制》中，柏拉图既没有描述政治生活的这些方面，也没有提供适用于它们的任何标准。柏拉图把它们作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忽略不计。但是，整部著作一卷接一卷地贡献给了对诗歌和音乐的客观讨论（第二至三卷），以及理论科学的价值（第五至七卷）。在第十卷中，柏拉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再次讨论了诗歌［的教育价值］。第八、九卷及其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邦的考察，看起来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不过，其中的一种更细致的考察也表明了，柏拉图只是将这些政制类型作为不同的精神态度和灵魂类型的表达形式来思考罢了。正义问题同样如此，它打开了讨论，并导致接下来的一切。对于法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主题，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而且在柏拉图的时代也如此——因为他的同时代人是首批对比较政治学问题感兴趣的人。不过，即使在此处，柏拉图也没有重视政治规律［的讨论］。“何为正义”的问题导致了“灵魂各个部分”的理论。[7] 柏拉图《王制》的最终兴趣是人的灵魂。柏拉图关于城邦及其结构所说的其余一切（即所谓城邦有机体的观念，许多人相信这是《王制》的真正核心），都只是为了给灵魂及其结构一个“放大了的形象”而被引入的。但是，即使在灵魂问题中，柏拉图的兴趣也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他是一名“灵魂建造者”。他让苏格拉底以塑造灵魂的教育这根杠杆撬动整个城邦。[8] 在柏拉图最伟大的著作中所显示的城邦的意义，［200］与前述《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使我们期待的并无二致。城邦的最高德性乃是教育。在前述篇章中说明了这一切之后，这种描述城邦的方式就不会显得那么异峰突起了。在柏拉图对城邦和社会的叙述中，他从哲学上阐明了希腊教育的一个永久性的基本前提［城邦］。[9] 但与此同时，他也以教育的形式展示了城邦的这一特定方面，他认为城邦在教育方面的削弱是当代政治不断堕落与退化的原因。因此，城邦（politeia）和教育（paideia）——即使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它们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相互关联——成了柏拉图著作的两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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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的《王制》时，对受过实证主义训练的杰出哲学史家［冈伯茨］的态度就只能目瞪口呆了：他认为《王制》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思想，但对它全神贯注于教育却很反感。[10] 他的这一说法毋宁是说，圣经是一部相当聪明的书，尽管它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谈论上帝。不过，我们不必对他冷嘲热讽，因为他并非孤例；实际上，他是十九世纪对柏拉图《王制》误解的典型。哲学和学术已经在人文主义者的经院哲学之上飞得太高了，它们如此傲慢地鄙视一切“教育学（pedagogy）”，以致忘记了自身的起源。[11] 即使在莱辛（Lessing）和歌德的时代，教育问题也曾是时代的最高兴趣；但是，哲学家们现在已经无法认识到，在柏拉图的时代以及一般所谓的古典时代，“教育”曾经拥有的广袤疆域——其时，它是全部精神生活的中心，是人类生存一切深层意义的源泉。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当卢梭说《王制》不是一部可以从书名望文生义的系统性政治学著作，而是一篇前所未有的精妙的教育论文时，他已经远比他们更接近对《王制》的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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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问题导致理想城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