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61854 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庄严的规定之一，［10］就是他应该为学到的东西保守秘密，这一规定被每一个准许入校的学生所接受。正常情况下，医学知识父子相传，就像子承父业一样。因此，当老师接受一个陌生人为学生时，这个陌生人就相当于成了老师的儿子；因而要保证把技艺免费传授给老师的子女。[19] 一个学生（就像一个学徒）通过与老师的女儿结婚从而继承老师的行业是常有之事。我们被明确地告知，希波克拉底的女婿波利布斯（Polybus）是一个医师；恰好他也是柯安学校中亚里士多德指名道姓地引述的唯一成员——亚里士多德引述了他对静脉系统的详细描述，他的描述仍然保存在“希波克拉底”文集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中。[20] 这一特点使我们对整个文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尽管在希波克拉底的时代，个体伟大人格的支配地位开始在医学界显现（正如诗歌和艺术领域在更早的阶段就已如此，而哲学领域从一开始就已如此一样），但医疗行业的团体协作精神仍然非常强大，以至于在职业实践中，很少将思想和学说归之于其团体创始人。很明显，医学研究者首次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在外传播个人的观点是在公开的演说中。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迄今仍有几篇这样的演说，但其作者的姓名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的一篇专题论文引用了出自其他学校的著作，比如“尼达斯派的学说（Cnidian doctrines）”，更为古老但同样著名的小亚细亚的尼达斯（Cnidus）的医疗机构持守这种学说，[21]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成功地证实，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有任何现存专题论文具有科斯岛之外的某个特定学校的真实印记。在公元前五世纪末的希腊，个人有表达观点的充分自由，因而我们不能正当地将每一个对柯安的医学理论的偏离，都当作是它来自其他学校的学说的证据。尽管如此，过去几百年的研究已经证明，既存在着一个以尼达斯为中心的亚洲的医学学校，也存在着一个以西西里为中心的西希腊的学校，[22] 尽管由于缺少证据，我们对那里所做的工作的知识必然是零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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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58 在希腊智识发展史上，医学文献是一种全新的东西，［11］因为，尽管其目的旨在教学，或者直接用于教学，但它与哲学和诗歌一样，即使有写给普通人的，那也是少之又少。它的出现是我们现在应该越来越加以注意的一个历史趋势的主要事例，这个趋势就是，生活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知识越来越分化为不同的职业部门，只有少数经过专门训练的、具有高度的智力和道德水准的人才能进入这些职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医学领域的作家经常谈到“外行”和“专业人士”——这一区分有一段漫长而重要的历史，但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遇到。我们语言中的“门外汉（layman）”一词，来源于中世纪的教会，其原先的意思是指一个不是神职人员的俗人，从而指一个不正式接触行业秘密的人；但希腊语“idiotés［外行］”一词带有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涵义。它是指一个离群索居，只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而对城邦和团体不闻不问的人。与这样的人相比，医生是一个demiourgos［手艺人、精通某一技艺者］，即“社会工作者（public worker）”——就像每一个为公众制鞋和制作家具的工匠被叫作“demiourgos”一样。以此揆之，与医生相区别，外行常常被叫作“普通人（ ）”。“demiourgos”这一名称将医生职业的社会性和技术性这两个方面生动地结合在一起——而伊奥尼亚的“ ［精通某一技艺者］（该词被用作demiourgos的同义词）”一词只有后一个方面的涵义。[23] 没有一个词可以把具有高级技艺的希腊医生从我们应该称之为普通工匠的人中区分出来；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雕刻匠和画匠。然而，不管怎样，在希腊医学中存在着某种东西，类似于我们所使用的“外行”一词，以及“无专业知识的门外汉”所表达的涵义；这是希波克拉底准则（Hippocratic Law）的美丽结尾：“秘密只向业内人士透露。在他们进入知识的奥秘之前，严禁向他们透露秘密。”[24] 这里，人仿佛被一种宗教仪式分成了两个阶层，其中一个被严格排除在神秘知识之外。这一思路将医生的重要性提升到普通匠人之上，无论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不仅如此，它也是对医疗事业的高贵品格及其深刻的责任意识的雄辩证明——如果不是希波克拉底本人所写，那么必定是某个认识到自己的职业从其自然知识的增长获得了什么的人所写。当然，它也表明，［12］关于医师这种新职业的地位——医师在社会框架之中与众隔绝而又自命不凡——他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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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64 然而，实际上，新的医疗科学与希腊的一般智识生活并不那么界限分明，它努力在希腊人的智识生活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尽管它建立在一个特殊的与众隔绝的知识分支之上，但它有意向公众传授医学知识，并想方设法使他们理解这些知识。它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一种专门写给非医学行业读者的文学类型。幸运的是，两种类型的医学文献，我们都掌握了一些——为医学专家写的专题论文，以及为大多数公众写的医学读物。我们拥有的绝大多数作品属于第一类专业论文，它们在这里不能得到应有的充分探讨。我们的主要兴趣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第二种类型，不仅是因为它的文学品质更胜一筹，而且还因为它确实是希腊人称之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5] 在与智术师们一样的讲座（ ）上，以及在为公众阅读而写的“演说辞（ ）”中，医学科学家们破天荒地将他们的问题带到公众面前，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人真正知道一个外行（idiotés）应该在这种事情上费多少周折。当医师站出来与巡回演说的智术师们一较高下时，他们试图在公众中获得声望和权威。他们卓越的智力不仅足以唤醒公众对医学的一时兴趣，而且还造就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医学群体。这个群体由那些“有医学修养的（medically cultured）”人组成，他们对医学问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虽然不是专业的）兴趣，由于有足够的能力对医学问题作出判断，他们与那些对这个问题毫无主见的普通群众判然有别。当然，医师向普通大众介绍医学思想的最佳时机，是他们在实际治疗病人的时候。在《法义》中，柏拉图对奴隶-医护和受过科学训练的、为自由人治病的医师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有趣的描述。奴隶-医护在病床之间匆忙穿梭，不经讨论（ ）就开出处方并下达了命令，也就是说，不解释他的治疗方案，只根据以往的日常经验而工作。他是一个专制君主。［13］如果他听到一个身为自由民的医师对一个身为自由民的病人以一种类似于科学指导的方式（ ）说话，对身体的全部自然追根究源从而确定疾病的起源时，他会开怀大笑，并且说绝大多数所谓的医师在这种情况下会说的话：“你这个傻瓜，你不是在医治 病人，你这是在教育 他，好像你不是想给他治病，而是想让他成为医生似的。”[26] 不过，柏拉图相信，同一种治疗方法，只有建立在对病人的一种基本教育的基础之上，才是科学治疗的理想。柏拉图是从当时的医疗科学那里接受的这种观点。在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我们发现有几则使外行了解医师的问题的最佳方法的讨论。《古代医学论》的作者说，“以让外行能够理解的语言谈论医学这门技艺尤其必要”。一个医师必须从人们实际所遭受的疾病开始。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外行，他们不懂自己遭受的疾病，以及这些疾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不过，通过让每一位病人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从而将所有这些向他们解释清楚，并非难事。《古代医学论》的作者说，如果医师的说明与病人的回忆相一致的话，那就证明医师的技艺高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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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66 我们没有必要引述作者讨论怎样指导外行，或者怎样与他们直接沟通的那些段落。不是所有的医师都按照他的计划，从事引导性的治疗，并用从病人自身经历中得到的信息帮助病人。其他人，由于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处境不同，完全反其道而行，在外行面前详尽阐述疾病性质的一般理论（比如《人之自然论》的作者），甚至邀请公众来判断医学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技艺（比如《技艺论》［On the Art ］的作者）。在柏拉图的《会饮》中，医师厄律克西马库斯（Eryximachus）在餐后从医学和自然哲学的角度，对爱欲的本性向外行们发表了一篇机智的长篇演说。[28] 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对诸如此类的话题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此类话题与流行的自然哲学的联系大大增强了人们的兴趣。色诺芬在年轻的欧绪德谟（Euthydemus）身上——他后来成为苏格拉底的热情追随者——描述了此种新型的医学爱好者。他唯一的兴趣就是智识，并已经购买了一整座图书馆，里面有建筑、几何、天文、当然首先是医学等各类书籍。[29] 不难理解，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瘟疫这样一种恐怖经历是［14］如何促使了大量医学文献的出现，并为公众争相传阅。修昔底德本人是医学的一位业余爱好者，在对疾病的症状做著名的描述时——这一描述有意回避对瘟疫的起因给出任何提示——他为大量相互矛盾的假设所引导。[30] 尽管如此，在其所使用的医学术语的细节中，这一描述透露出他对这一学科的专门文献做过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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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68 亚里士多德在其《论动物的部分》（On the parts of Animals）中以这样的话语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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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71 对于每一种科学，无论它是崇高，还是卑微，皆可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种配得上科学知识之名，另一种则是某种类型的文化教养（ ）。因为受过文化教育的人的标志，就是他能够对另一个［专业］人士的解释的是非对错作出正确的判断。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认为有普遍的文化教养的人所是的样子，而所谓文化教养即这样做的能力。只不过，我们认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可以凭其自身的能力判断几乎每一知识领域中的问题，而另一种人则只能在某个特定的领域这样做。因为在特定的领域中，也必定有一种有文化教养的人与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普遍类型相对应。[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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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73 在《政治学》中，他在专业的自然哲学家和有文化教养的人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后者只是对自然研究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因为这种区分就是他要强调的重点。此外，他提到了知识的三个不同阶段：执业医师的知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医学研究者的知识（他将自己的发现与执业医师交流），接受过一般医学教育的人的知识。[32] 亚里士多德在此处也没有忘记补充说，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诸如此类的业余爱好者。他用这个例子想要证明的是，不只有那些实际从政的政治家有权判断政治问题，那些接受过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的人也有权判断政治问题；但他选择医学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证明了在医学领域这一类型的人相对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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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76 某个学科的专业研究者，与只将其作为一般文化教养的一部分而感兴趣者之间的区分，在此之前早就出现了。我们在那些雅典青年贵族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迫切参加智术师们的讲座，但远没有达到自己想成为职业智术师的程度。[33] 在《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机智地表明，即使是智术师们的那些最热情的听众，也对他们的思想有所保留。[34] ［15］在医学领域，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色诺芬笔下的欧绪德谟，后者热衷于阅读医学书籍，但当苏格拉底问他是否想要成为一个医师时，他还是大吃一惊；[35] 欧绪德谟五花八门的图书馆藏书所反映的广泛兴趣，是新的“普世文化”的特征。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对教育（paideia)的态度”这一标题下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欧绪德谟的对话。[36] 这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paideia”一词逐渐有了“普世文化”的意义。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追溯任何一个特殊的文化分支的发展历程，而是在它所有丰富的表现形式中对它进行描述。医学文化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亚里士多德关于有医学素养或自然科学素养的人的观念，比柏拉图和色诺芬的更为清晰。当他说这样的人能够对事物作出判断时，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有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有职业的科学研究者才能了如指掌，但有文化素养者有能力对问题作出判断，其天赋往往高过那些在其自身领域内的多产学者。此类介于纯粹的专家和纯粹的外行之间的新型通识之士的出现，是智术师时代之后，希腊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亚里士多德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我们可以在早期医学文献中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医学文献非常在意让外行进入自己的领域。接受特殊科学进入一般文化领域总是受到严格的社会标准的限制：除非它是那种一个博雅宏通之士理应通晓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道德准则——他从这一道德准则中得出了对文化发展极其重要的结论，即过度专业化（ ）不能与自由文化和真正的君子风度相适应。[37] 看一看，即使在科学所向披靡的时代，原有的贵族文化是如何仍然抬起其高傲的头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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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78 我们在最早的医学文献中首次遇见希腊人所谓的“医生的技艺”的那段时间确实非常关键，它足以引起我们所描述的那类公众对这类问题的广泛兴趣。通过对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科学家常用科学思想的梳理，［16］我们试图重建自然哲学对医学的影响，并认识医学如何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科学。要完全这样做并认识到医疗科学与其远古先行者之间的距离有多大，需要相当的历史想象力。纵然如此，如果不想假定一种高度发展的医疗科学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存在完全是一种不需要解释的理所当然之事，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努力。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尤其是因为其许多观念在今天都非常流行，而在上个世纪时，我们还在细节上对其做了很大改进。通过其文献为我们所知的这段希腊医学的历史，始于其反抗自然哲学理论支配地位的斗争，这场斗争只是那场不可避免的伟大革命的一个征兆而已，实际上，那场革命在那时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已经完全结束了。从那之后，医学就建立在了关于下述规律的知识之上：这些规律支配有机体对既作为自然普遍进程之基础，又作为人们物质生活之基础的那些力量的影响的反应——无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旦这个牢固的立足点得以建立，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朝四面八方前进就很容易了：希腊人的头脑，连同其天生的目的性、敏锐性和逻辑性，开始在任其支配的经验许可的范围内探索知识的每一条道路。当医学吸收了自然哲学的那些伟大观念时，自然哲学的宇宙论思想与这些观念一同进入人们的头脑且使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安，就完全成了自然而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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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80 我们已经注意到，后来的自然哲学家们（如恩培多克勒）突破了原有的藩篱，学会了如何适应医学思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恩培多克勒的以经验为依据的自然哲学与宗教预言的结合，也是同一种类型的综合。他作为一个执业医师的成功必定增强了他的医学教学的声望。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四元素说，在医学界关于热、冷、干、湿四种基本特质的学说中流传了几个世纪，它要么非常奇怪地与占主导地位的医学理论（即“四体液”说）结合在了一起，要么把所有对手都赶了出去，成了医学理论的唯一基础。恩培多克勒的例子足以表明哲学思想是如何挤入医学领域，医学对哲学的反应又是怎样各不相同的：一些医学科学家如何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它们，［17］并马上开始用热、冷、干、湿这些术语来进行思考；其他一些科学家又是如何努力将恩培多克勒的体质论嫁接到业已存在的“体液”理论之上，以便在这两种理论之间达到一种折中与调和；而另外一些人则干脆将其作为无用之物置之不理，或者仅仅作为内科医师的次要兴趣来对待。它使人们对这一职业的智力敏感性，以及医学对自然知识中的每一新进展的意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那个时代的医师将未经足够检验的理论用于对医学现象的解释相当仓促和匆忙，但这只是希腊思想的局部性缺陷，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理论推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与对它的行动迅速和确信不疑感到吃惊相比，我们也就没多少理由对它的过分大胆或图式化感到惊讶了，医师的第一目标是治好病人，他们的目光总是盯着这一指标，希腊的医师正是以这种速度和自信，来防止不切实际的玄思冥想，让知识领域的真正进步在医学中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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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82 现在，随着医学回归谨慎的经验实证，以及对每一个病例的详细观察的需要，它被明确地划分出来，作为一门独立于一切自然哲学的技艺（在医学的帮助下，自然哲学上升为科学），并最终成就了其真正自我。《古代医学论》的无名作者极有把握地做出这一断言。当然，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一看法并不孤单；这是我们可以公正地称之为一个学派的组织发出的声音。这个学派就是希波克拉底学派，无论希波克拉底本人是否写作了这篇专题论文；因此，将柯安的学校称之为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医学的创立者是正确的。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医学不需要一个新的空洞“假设”，因为它长久以来就已经是一门真实存在的且名副其实的技艺。因此，他拒绝拥护持以下观点的医师，这些医师相信，对于一门真正的技艺来说，像哲学家们在其理论中所做的那样，确定一个单一的原理并将一切不同现象都归诸这一原理至关重要。[38] 他坚持认为，在确定疾病的原因时，这种信念无助于（如人们认为它有助于那样）医师摆脱那种非科学的迟疑不决；更不用说保证每一位病人都得到正确的治疗了。它只意味着抛弃经验的稳固立足点——迄今为止，医疗技艺一直站立在这一立足点之上——而青睐一种不确定的理论。在未知的黑暗领域，那［确定一个单一的原理并将一切不同现象都归诸这一原理］可以是唯一可能的方法，［18］通过这种方法，哲学摸索着蹒跚而行；但为了进入哲学领域，医师必须扔掉所有治疗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它缓慢、艰苦、从其数个世纪之前的原初开端处稳步前进的过程中获得的。他从医生就是那个告诉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的人这一旧观念开始，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医学的这种发展。人们只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一步步学会吃不同于动物所吃的食物，并在不同类型的食物之间作出区分。不过，医师给病弱者开出的某种特定食物，又是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因为健康人的食物对一个病人来说，与动物的食物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一样危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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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85 正是这一进步，使医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技艺，因为没有人会把“技艺”这个词用于一种每个人都会的技能，如烹调。然而，健康人和病人的营养原则是相同的：都需要“合适的”食物。[40] 不过，所谓“合适”并不只是指要区分油腻且难于消化的食物与清淡且易于消化的食物，还意味着数量的确定，食物的数量因不同的体格而不同。病人会由于吃得太少而受到伤害，正如他会因为进食过多而受到伤害一样。一个真正的医生是由他估计每一个具体病例所适合的食物数量的能力得到确认的。[41] 他就是那个有把握为每个人决定合适的食物数量的那个人。这里不存在一个衡量的标准可以让人在一般基础上确定食物的数量，这必须全凭感觉（ ）来完成，由于缺乏这样一种理性的标准，因此感觉是唯一能够弥补的东西。[42] 这也正是执业医师犯错误最多的地方，不时犯点小错误的医生其实已经是这一职业里的高手了。绝大多数医生就像蹩脚的舵手；在风平浪静中掌舵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笨拙，而一旦暴风骤雨来临，则所有人都会发现他们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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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87 《古代医学论》的作者反对一切泛泛之论。一些“内科医师和哲学家”断言，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人是什么，人怎样变成人，人的原始构造中有什么元素，那么他就不可能懂得医学；作者对此提出异议。理论上，这些思想家当然完全正确，如果每一个人都一直满足于此类经验论，［19］人们就永远都不可能发现现代药物化学。不过，鉴于当时元素知识的原始性——这是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一切，作者的怀疑论有其实践上的合理性。“他们的理论与哲学不谋而合，就像恩培多克勒和写了关于‘自然（Nature）’的著作的其他人那样。”在这样说时，由于加上了“就像恩培多克勒及诸如此类之人一样”的话，表明作者不是在攻击恩培多克勒本人（人们通常都这样理解他的话），而是在定义“哲学”（其时，哲学还未获得我们赋予它的含义）。[43] 他以自豪的评论来迎接对手们把医学提升到据说是自然哲学的更高层次的艰苦努力：“我相信，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比通过医学更能获得关于自然的确切知识。当医学本身得到完全的、恰当的理解时，人们便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确切知识。”[44] 虽然这些话在我们听来很奇怪，但在他那个时代，这些话非常贴切，恰如其分。其时，自然的研究者们还不懂得对知识的精确性的责任。在其他所有科学之前懂得这种责任的一门关于自然的科学，就是医学，因为在医学领域，治病救人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对细节的准确观察，而失败则意味着一条人命。我们的作者以之为核心问题的，不是人本身是什么，而是“人［的身体状况］与他吃什么、喝什么是什么关系，他的生活方式如何，所有这些又是怎样影响他的”。[45] 他警告医生不要以为说这样的话就已经足够了：“奶酪是一种油腻而难以消化的食物，吃得太多会让你肠胃不适。”他必须知道它“怎样”使你不适，为什么使你不适，到底是人体的哪个部分不能承受奶酪。不管怎样，奶酪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有的人可以吃饱，一点都不难受，他们甚至一致认为，奶酪使人力气大增；难消化的食物之难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在医学领域笼统地谈论“人的自然（human nature）”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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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90 我们称之为《访问记》（Epidemiai，Visitis ）的七卷著作，为这种刻意保守的经验主义态度——这种态度是医学领域新潮流的典型——提供了正确的背景。它们绝大多数似乎是由长期行医实践中的案例记录组成的，这些案例主要集中于北希腊的岛屿和大陆。[46] 单独的案例通常以病人的姓名和居住的城镇来区别。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个体从业者的经验是如何成长为医学科学的宏伟大厦的，整部希波克拉底文集都见证了这一过程。这些“备忘录（ ）”的风格是这些医师据之行事的规则的最佳例证，［20］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再次遇到了这一规则，即经验在记忆的帮助下从感官知觉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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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92 很明显，《访问记》并非出自一个观察者之手。它是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箴言录》（Aphorisms ）开篇名句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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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94 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会稍纵即逝，试验生死攸关，而临床诊断难之又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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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899 然而，一个真正的研究者不会止步于细节，尽管他不愿意放弃对病人的详细观察。真理永远不会消失于具体个案的无穷多样性中，或者，如果它会的话，它对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那时的医学思想家们得出人的自然——人的身体结构，人的性情气质，人的疾病等等——的类型（ ）概念的原因。[48] “eidos”首先意味着“形式”；然后是将一组个体的形式与另一组区分开来的可见“征兆”；但它马上扩展到各种相关现象所共同具有的一切可识别的特征之上，从而（尤其是复数形式的eidos）有了“类（kind）”和“型（type）”的意义。这种概括和归纳甚至为《古代医学论》的作者所接受。[49] 他所拒绝的是以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方式作出的断言，诸如“热是自然的本原，也是所有的健康和疾病的原因”这样的断言。根据作者的说法，人体中有咸、苦、甜、酸、涩、淡，以及许多别的性质，每一种对身体都有不同的影响，当这些性质混在一起、互相化合时，便不再表现出各自的特质，而对人体无害；[50] 但一旦某种性质与其他性质相分离而单独起作用时，就对人体有害。这是克罗同的阿尔克迈翁（Alcmaeon of Croton）的旧说——有机体中某种力量起主导作用（ ）就会引发疾病，各种力量的均衡（ ）就会健康。[51] 不过，《古代医学论》的作者并没有理会热、冷、干、湿四质说和著名的四体液论（血液质、粘液质、黄胆质、黑胆质），后者后来——尤其是在盖伦之后——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基础。[52] 在这方面，希波克拉底与写作《人之自然论》的这位图式化教条主义者正好相反，而后者却一度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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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901 尽管《古代医学论》的作者强烈反对“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那种哲学，尽管他有时也对那些短视的经验主义者给予迎头痛击，似乎他想要故意冒犯别人似的，但想要不对大量哲学探索的新途径不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21］虽然他不想被称为“智者”，但很难让人觉得他本人对这些一无所知。的确，研究医学史的现代语文学家们把哲学式医师看作类似这位作者的经验科学家的反面，他们通常遵循他的思路，把哲学式医师看作这样一个人：他满脑子宏大的宇宙理论，开口闭口都是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那里借来的高贵言辞——类似四卷本《饮食论》（On Diet ）的作者所说的那些，该作者的话听起来有时像赫拉克利特，有时又像阿那克萨哥拉或恩培多克勒。但是，医学打开哲学思想新领域的大门，并非因为几个内科医师发现和采用了现成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因为其中最能干的研究者，在一种真正开创性的、一种哥伦布式的航行中，开始寻找“自然”到底是什么——从自然中的一个领域［医学］开始，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如此密切相关地、如此感同身受地、或对其特殊规律有如此充分的理解地研究过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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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1903 我们已经表明，柏拉图从一开始就以其坚定的直觉与医学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更详细地解释一下他的这种联系：因为就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影响而言，没有比医学的新方法和新观念更好的例证了。这里研究医学对哲学的影响的另一个极佳理由，就是它提出了教育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柏拉图在建立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学时，他既不是以数学知识为模型，也不是以思辨的自然哲学为模型，而是（如他在《高尔吉亚》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所言）以医学科学为模型，这绝非偶然。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通过医学解释了他心目中的真正技艺是什么，他从医学的例子中提取了技艺之为技艺的特质。[53] 一门技艺就是关于一个对象的自然［本性］的知识，它旨在造福人类，因而在它被付诸实践之前，作为知识，它是不完整的。根据柏拉图所言，医生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有关于疾病的反面（即健康）的知识，所以他能识别疾病，从而也能找到办法和方式使患病之人恢复正常状态。医学就是柏拉图为哲人准备的典范，［22］哲人要为人的灵魂以及灵魂的健康做同样的事情。柏拉图的科学（即“灵魂的治疗”）和医生的科学之间的这种对比，说明了二者共同具有的两个特征，并使其变得鲜明而生动。两种知识都将其判断建立在关于自然本身的客观知识之上——医生致力于对身体的自然的洞察，而哲人则致力于对灵魂的自然［本性］的理解，但两种知识各自不仅将自然作为一连串的事实来探索自身的特定领域，而且还希望在身体或灵魂的自然结构中，找到规定哲人和教师或医生之行为的主导原则。健康，医生称之为人的物理存在的正常状态；而柏拉图的道德和政治学说是要洞察人的灵魂，灵魂的正常状态就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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