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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像大多数内科医师那样，在疾病发作之后才开始治疗。因此，他写出了详细的养生之法，如果人们谨守遵行，就能防止疾病的出现。这既是治未病，也是预防——这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它来源于他的观察，即除非一个人能比目前更多地帮助医生履行其职责，并在其自身的治疗中有意识地做医生的助手，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治疗。[96] 在第一卷中确定了作为自己的一般假设的自然哲学理论之后，作者在第二卷中继续描述各种气候和地域对健康的影响，然后是各类蔬菜和动物食品对健康的影响，直到最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这使我们有机会欣赏文明的希腊人丰富多样的饮食。医生的清单甚至比在许多多利安和阿提卡谐剧中脱口而出的长菜单还要丰富多彩，它和他的论文一样系统，从把地球上各种可能的植物类食物分为谷类食物和蔬菜类食物开始，只有药草和水果被省略了，它们出现在肉类之后，因为（从食疗的角度看）它们被归入“美味佳肴”或“风味佐料（ ）”一类。动物类食物被划分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又分为成年哺乳动物和幼年哺乳动物），鱼类、鸟类和贝壳类。［36］作者还讨论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作为食物的不同功效。之后是动物产出的食物：蛋、奶、奶酪；蜂蜜被当作饮品一类对待，因为它常常与上面提到的这些食物混合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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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关于奶酪制品的短文，也足以反驳流行的观点，即作者是《古代医学论》所激烈抨击的那种泛泛而论之人。《古代医学论》的确引用了奶酪的例子来证明其论点，说沉溺于泛泛而论的内科医师断言“所有”奶酪都不利于健康，而这篇短文的作者，却（相当正确地）说，奶酪是油腻且不易消化的食物，但他补充说，它也很有营养。[97] 因此，这两个作品公认的写作日期应该倒过来，因为很明显，这位营养学家不仅读过并参考了《古代医学论》，而且还读过并参考了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其他作品。例如，他逐字逐句地抄录了气候因素表——在《气候水土论》的导论中，这些气候因素从医学的角度被列为重要的影响因素，[98] 他还规定了体育锻炼应视其与气候因素的关系而定。而且，我们也不能否定他知道《访问记》中表达的观点，不能否认柯安学派有他的作品的抄本。（如我们所见）《访问记》把思想巧妙地叫作“灵魂的外出散步”。[99] 这位作者（无论从什么资料来源）接受了这一观念，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加以系统的利用：因为他不仅把思维，而且还有感官活动和语言活动，都归类于“锻炼”。无论如何，作者是把这些都置于“自然”运行（‘natural’exertions）的范畴之内了，从而与各种不同类型的步行运动和体育锻炼形成对比——后者被归类为人为的或“剧烈的”运动（exertions）。[100] 与这一学说相联系的心灵运动理论听起来很像作者自己的创造，因为他说，当灵魂用力的时候（exerts itself），灵魂就会变得干而热，而排出体内的湿则有利于身体变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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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抗拒这样的结论，即《饮食论》不仅把我们带离了公元前五世纪，而且还把我们远远地带进了前四世纪。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语言、风格和主题。其实一个就足够了。作者提出，按摩应该用油水混合物来进行，水与油的混合物不会使身体剧烈发热（ ）。[101] 现在，我们有一条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残篇，［37］这条长长的残篇是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为纪念他的父亲、内科医师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而写的，并以他命名。阿奇达姆斯曾批评过传统的油按摩法，因为它使身体过热。狄奥克勒斯驳斥了他给出的理由且提出了一种折中之道——夏天用油和水混合按摩，冬天只用油按摩。[102] 油水混合按摩的提议以及为此提供的理由（避免身体发热）都非常个性化，因而狄奥克勒斯与《饮食论》作者的一致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没有必要争辩是谁先提出了这一想法。正如拙著所证明的那样，狄奥克勒斯在公元前300年之后仍在人世，在那一年之前不久达到其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103] 我们不可能将《饮食论》的日期定得那么晚。除了别的一切不说，《饮食论》里找不到亚里士多德和逍遥学派的影响的痕迹，而这种影响在狄奥克勒斯的作品中通篇一目了然。因此，《饮食论》的作者知晓狄奥克勒斯之父对油按摩法的批评，并将其视为一种夸大其词。他以油水混合按摩的方法达成了一种折中，不至于使身体过热。狄奥克勒斯接受了这种折中，但冬季仍只用油按摩法；还有别的一些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他阅读并参考了《饮食论》。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接受，那么《饮食论》就是狄奥克勒斯之父阿奇达姆斯的一个同时代人所作。这部作品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特点，其篇幅及其所引用的其他书籍之多，[104] 也都有助于将其写作日期定于那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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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有助于我们将《饮食论》的作者定于公元前四世纪；那就是他将材料分成系统的类型和类别的显著倾向，因为这种方法盛行于前四世纪。确实，即使在前五世纪，我们在医学实践的所有领域都看到了一种分门别类（ ）的倾向；但在这里，这一进程发展到了后期阶段。在对动物和植物的世界进行优美的系统化安排中——作者对各种可能的食物的详尽描述建立在这种安排之上——这一点尤其清楚。数年之前，他的动物学引起了一些动物学专家的注意，[105] 他们觉得实在难以置信，一个医生仅仅因为一种营养学目的，居然已经阐述了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接近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其详尽无余看起来太过处心积虑，完全为一种对动物学理论的兴趣所主导。［38］另一方面，在公元前五世纪，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把动物学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来对待；那个时间段似乎是《饮食论》的正确写作日期。在这一困境中，学者们得出结论说，希波克拉底学派肯定对动物学的医疗用途做过一种综合性研究（尽管没有哪位古代作者说确实有过这种研究），而且从《饮食论》开始，他们重建了一个“柯安动物学体系”。然而，即使是以这种形式，我们要想相信一种与亚里士多德如此相像的系统性动物学理论确实存在于公元前五世纪也是不可能的。[106] 如果将这部作品的写作日期定于柏拉图的时代，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其结构之谜了。谐剧家爱比克拉底（Epicrates）在同一时期写过一段著名的文章，文中谈到柏拉图的学园所做的一个尝试，即将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进行分类，并说一个西西里的医生曾参与其中。[107] 确实，来访者令人厌烦，而且显得很粗鲁；但他的出现这一事实表明，这些研究吸引了远道而来的医学访问者，尽管他们可能会失望，因为学园的研究缺乏经验的特征。来自遥远国度的各类才智之士为柏拉图的学校所吸引，毫无疑问，这位西西里的医生是众多诸如此类的访问学者之一。[108] 在这方面，由学园所完成的一些工作后来由斯彪西波（Speusippus）公布于世，并被亚里士多德采用。《饮食论》的动物学体系显示出与他们二人著作的相似性。[109] 尽管如此，在对它与斯彪西波和亚里士多德之关系下最终的判断之前，分析一下它对植物的分类和它处理别的事物类型的方法会更保险一些。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一切是描述《饮食论》的作者所属的那种智识环境。我们无需假定他所处的时代必然在柏拉图试图给动物和植物分类之后，柏拉图本人，在他对辩证法分类体系的充分解释中（《斐德若》265及以下），说辩证法系统的分类应该模仿希波克拉底的方法。[110] 确实，柏拉图没有说希波克拉底的方法曾被运用于除人之外的有机体，但我们不难相信，到柏拉图的时代，医学学校已经将这种分类方法扩展到了植物和动物领域，而哲学家和医生对类型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一种共同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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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饮食论》比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更频繁地使用“灵魂”一词。［39］想要在其他任何作品中找到“灵魂”一词都是相当罕见的。[111] 这绝非偶然。说作者是从赫拉克利特派的资料来源中抄来了“灵魂”一词，以此解释这一现象是不够的，因为他不仅在处理自然哲学时谈到了灵魂，在讨论饮食问题时也谈到了这个词，而且整个第四卷都在谈论如梦中所示的生理过程的心理反应。他对各类梦境的随机解释，与印度和巴比伦的占梦书颇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比他的作品要早或晚。在这里，学者们裁定，至少希腊的医学受到了东方的直接影响。[112] 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早些时候；但最有可能的还是公元前四世纪，因为那时，伊奥尼亚医生克特西亚斯（Ctesias）和尼达斯的欧多克索斯（Eudoxus of Cnidus）对东方有了深入的了解，而欧多克索斯将其中一些知识传授给了柏拉图的学园。[113] 在希腊的思想聚焦于“灵魂”之前，希腊人真的不愿意接受东方这种关于心灵的梦中生活的智慧或迷信——而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思想以这种特殊科学［医学］的和理论的形式［哲学］聚焦于“灵魂”的情况一直没有发生过。再者，是柏拉图的学园为这些新思想给出了最令人难忘的表达。柏拉图关于灵魂的学说是源泉，学园由此获得了其对灵魂的梦中生活及其真实意义的哲学兴趣。[114] 亚里士多德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在好几篇对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尽管《饮食论》作者的思想相当个人化，但他在思考梦境问题时很可能受到了学园中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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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里士多德在其对话中一样，《饮食论》的作者也从俄耳甫斯教的思想开始，俄耳甫斯教认为当身体睡着时，灵魂是最自由的，因为此时灵魂完全聚而不散，整个地就是它自己；但他对这一教义做了特殊的医学解读，他说，即使在睡眠中，灵魂也最清晰地反映了它主人的身体状况，而不为外界的影响所迷惑。亚里士多德的《梦的解析》（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仍然存世）表明，梦的意义在公元前四世纪得到了科学的讨论。亚里士多德观察到梦是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的结果，因而不相信它们真的是对未来的预示。同样，《饮食论》的作者也没有直接接受占梦术，［40］他试图将其从预言转变成预测，但他太过于追随原来的权威，无奈以迷信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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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论》的语言使人更多地想起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而不是前四世纪开端，或任何更早的时期。公元前四世纪自始至终仍在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这些精心结撰有时又冗长乏味的句子，及其分句之间的对照与平衡，指向伊索克拉底修辞学的时代，而非高尔吉亚修辞学的时代，它们不可能与那些质朴素雅而不讲究修辞的专家论著写于同一个时期——我们可以（谨慎地）把这些专家的论著归诸希波克拉底或他的直接继承者。而老一辈人的那些专业性较弱但更受欢迎的著作，尽管更受智术师修辞范式的影响，但与《饮食论》的散文仍然相当不同。《饮食论》各章的文体风格相差甚大。大多数学者说《饮食论》的作者只是在抄录大量不同著作而已。不过，既然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富有艺术性地进行写作，那么这些不同的文体风格也可能是作者显示其多才多艺的一种装腔作势：某种可与他在导论中声称的综合理想相比拟的东西。他说，他很可能会由于缺乏原创性而受鄙视，因为他是在把很多前辈的理论组合在一起；不过，他似乎确实对此颇为自得。[115] 我们首次在伊索克拉底那里见到这样的思想（尽管在他那里这种思想主要关注的是形式，而非内容）——“混合风格（mixture of styles）”是最高级的文学艺术，是对作者的目标的综合完成。最后，可以看出，与伊索克拉底一样，《饮食论》的作者对自身作品是否原创的名誉颇感焦虑，而这种焦虑也是公元前四世纪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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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出类拔萃的医师通常被置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第一阶段：他就是狄奥克勒斯，来自优卑亚岛（Euboea）的卡里斯托斯，他在雅典工作，其基本思想与希波克拉底学派和西西里学派极为相似。[116] 在他的作品中，有一本关于饮食养生的名著；在朱利安皇帝时期的医学家奥雷巴西（Oribasius）所编撰的一部医学选集中，保留有狄奥克勒斯著作的一大段残篇。无论如何，最近有人指出，这些残篇所使用的语言显示出伊索克拉底式修辞学训练的精良，有许多特征指向公元前四世纪的后半叶，而非其开端。这一推测受到了质疑，[117] ［41］但其他的一些考虑使这一推测极为确定。狄奥克勒斯是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年轻人。他是亚氏的学生，与逍遥学派的泰奥弗拉斯特斯（Theophrastus）和斯特拉托（Strato）属于同辈人；他们与他同窗共读，为他的生平和著作保存了第一手现存证据。[118] 与写作《饮食论》的希波克拉底派科学家一样，他的文体风格非常高雅，而且，尽管是一本专业书籍，但他的书却志在成为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是希腊医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智识地位和教育目的的一个重大事实。尽管如此，这本书还谈不上词藻华丽，而是刻意简朴。在这方面，他也许受到了科技文体的新理想的影响——自从亚里士多德引进这种文体风格之后，它就颇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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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最大的残篇中，[119] 他通过描述一天的日常生活来阐述他的饮食理论。他不像《健康人摄生论》的作者那样，通过指定一年四季反差极大的饮食来诠释最佳的生活方式，也不像《饮食论》的作者那样，对食物、饮品和健身运动的种类进行详尽无遗的系统描述。他把饮食作为涵盖人的全部生活的一个整体来对待。由于在一天之内就得到了完成，他的小戏剧获得了一种时间上的自然统一；但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区分不同年龄的人群，并考虑到季节的变化。他先是详细介绍了夏日的一天，然后补充了在冬季和其他季节度过一天的方法。这就是做他想做的事情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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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早期自然哲学如何影响希腊医学，新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医学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狄奥克勒斯显然受到伟大的雅典哲学学校的影响，在他那里，医学从哲学的获益再次超过其贡献，尽管医学也为哲学贡献了一些东西。[120] 当他以描述典型的一天的方法来解释合适的饮食时，他显然是在模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方式——他们总是把人的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并使正确的生活成为所有人遵循的标准。毫无疑问，其他讨论饮食问题的作者也建立各种标准，但他们只是说，“他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要不然，他们就描述某种类型的食物对身体的影响，让读者得出自己的实际结论。狄奥克勒斯既非其中一种，亦非另一种。相反，他总是说出什么是对人适宜的和有益的。［42］公元前四世纪的伦理学和技艺都受适宜性观念的支配。人类的生活必须以某种标准来规范，而这一标准就是时代精神最能接受的那种标准。生活的一切细节都被包含在“适宜”之中，就像被笼罩在一张难以察觉的细网之中，而所谓“适宜”，就是世事洞明之后的得体行为。狄奥克勒斯的饮食理论将这种观念贯彻到人的自然生命之中。就像教师要把一堂课讲清楚一样，要想不注意到他在每个新处方中如何使用“适宜的（ ）”一词是不可能的，[121] 而“比例和适度（ ）”的观念也经常出现。[122] 在这方面，狄奥克勒斯深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依赖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批评内科医师总是试图为各种健康状况寻找一个原因，而不是认为我们必须把许多普遍现象视为自然存在，因而无需证明或探究其起源。[123] 有逻辑的头脑不禁对以下事实感到惊恐：即使是一切科学中最为严格的数学，也必须假设数和量具有某些性质；亚里士多德对这些假设——公理，如它们在数学中被称呼的那样——所显示的问题做过仔细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教导说，哲学和具体科学都建立在一些无法证明的直接假设之上。狄奥克勒斯把这一思想引入了医学领域，在希腊化时代，这一思想将成为经验论、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的方法论大战的主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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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克勒斯从早晨醒来那一刻开始他关于一天饮食的说明，[124] 他将醒来的时间定在日出之前不久，因为希腊人的整个生活都符合一天的自然过程。正餐是在晚上吃，夏天在日落前不久，冬天自然稍晚一点。狄奥克勒斯告诉人们，晚饭之后，体质羸弱者应当及时就寝，体质强壮者可以在悠闲散步一会儿之后上床休息。如果只是这样，那他关于早晨起床那会儿的说法就完全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了，我们从其他的希腊文献中也能知道这一点。但狄奥克勒斯说，我们不应该一醒来就马上起床，要等到睡眠的重压离开我们的四肢，然后揉搓一下脖子和脑袋与枕头接触的部位。［43］接下来（甚至在清空肠胃之前）我们就应该用一点油，夏天就混合一点水，[125] 轻柔而均匀地按摩全身，并伸展活动一下全身关节。他没有建议在做完这些之后洗个澡，只是建议要洗手，脸和眼睛要用干净的冷水清洗。然后，他为牙齿、鼻子、耳朵、头发和头皮的护理给出了详细的操作说明。（他说，头皮必须保持柔软和清洁以便排汗，但又必须变得结实。）此后，有活要干的人就应该吃点东西，然后开始他的工作。那些不需要干活的人，可以在早餐之前或之后散会儿步——时间的长短，根据他们的体质和健康状态而定。如果在早餐之后散步，就不应该太久和太快。结束之后，他们就要坐下来勤其所业，或者干些别的活，直到锻炼的时间。然后，年轻人就应该去体操馆，老年人和病弱者去沐浴，或者到其他阳光充足的地方晒晒太阳，用油抹一下身体以免晒伤。锻炼的强度和难度应该适合锻炼者的年龄。因为对老年人来说，轻柔地按摩一下，稍微走动走动，就足够了，可以去洗澡了。自己按摩要比别人按摩好，因为自己按摩相当于一种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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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锻炼结束之后就到了午餐时间，午餐要清淡，也不要吃太饱，以便在下午锻炼之前消化掉。一吃完午餐，要马上在一个阴凉但没有穿堂风的地方小睡一会儿；然后在家中处理更多的事务，散步，最后（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是下午的锻炼。一天以晚餐落下帷幕。狄奥克勒斯对两次锻炼都未置一词，如果《饮食论》的作者未曾如此系统地——在对所有的食物和饮品进行分类之后——枚举了所有可能的心理运动和身体运动类型，其中包含各种体操训练，那么所有关于饮食的希腊文献对希腊身体文化的这一重要分支就不会传达给我们任何信息。狄奥克勒斯将它们排除在了养生法之外，也就是说，他把体操训练这一块留待教练指导。不过，他全天的计划都以两个固定的支点为依据：即上午的训练和下午的训练。他的生动描述让我们充分认识到，［44］希腊人的整个生活（与其他民族不同）是如何围绕其体操训练而旋转的。我们可以把他的饮食理论视为对一天中没有花费在锻炼上的所有时间按照准确的处方进行管理，并使其与人们的日常体操训练完全合拍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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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目的都旨在达到最佳的身体素质——为一般的健康和各类身体运动创造最好的永久条件。狄奥克勒斯好几次这样说。不过，狄奥克勒斯当然知道，世界不会按照他的医学理论来运转，他也没有好像人活着只是为照顾自己的健康那样来说话。《饮食论》的作者也承认，社会要完全这样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必须在医生的理想和病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之间找到某种折中之道。他得出了与狄奥克勒斯同样的结论。他为除了保持身体健康之外无事可做的人草拟了一套理想的身体管理机制，然后才考虑那些必须工作，因而没有多少时间照顾身体的人。[126] 我们切不可臆想希腊的医生只为富人写作。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描述了一种供完全闲暇的人过的生活方式（bios），然后让人们根据这种理想各自增减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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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公元前四世纪一个希腊城市国家的公民过的生活，也许让他比所有其他人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精神文化和卫生保健上。卫生保健系统的例子表明，希腊城邦即使在其民主制形式中，也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这一事实也是希腊城邦的文化平均水平很高的原因。我们现在的这种职业化生存——商人、政客、学者、劳工、或农夫——所创造的主要生活类型，没有一种适合希腊生活的框架。就希腊所发展出来的生活类型而论，在那个时候，它们就已经鹤立鸡群、与众不同了。因此，不难理解，苏格拉底的哲学和智术师的辩证法技巧是如何在希腊的体育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认为希腊的贵族们整天泡在体操馆里，上油，训练，按摩，放松，抹上沙子又洗干净，如此认真而急切，［45］甚至把本来是自愿参加的赛会都变成了一项艰苦的职业训练，那么这会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柏拉图将身体的三种德性——健康、力量和俊美，与灵魂的德性——虔敬、勇敢、节制和正义——一起作为一首合唱曲来谈论。它们都同等地象征着世界-秩序的均衡，象征着反映在个体的自然生命和个体的精神生命中的和谐。即使是希腊的医生和教练们所理解的身体运动，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它把一种至高无上的标准加诸于人——人有责任在其各种身体能力之间保持一种高贵而健康的平衡。因此，如果均衡与和谐是健康和其他一切身体完美的本质，那么“健康”就意味着某种更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适用于整个世界和人们的全部生活，因为其基础，即均衡与和谐，（根据这一学说背后的思想）是创造善［好］与正确之物的力量；而贪多务得和欲望膨胀则会扰乱这种状态。希腊的医学科学既是这一学说的根源，又是这一学说的果实，它从这一学说那里源源不断地汲取力量和养料，尽管有个体或种族特征所造成的差异，但这一学说是所有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的普遍观点。医学之所以能在希腊文化中达到这种代表性地位，是因为它清晰地和令人印象深刻地在最容易被直接体验到的领域，揭示了这一希腊基本理想不可剥夺的意义。在这种更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希腊的文化理想就是“健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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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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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些最为著名的医学史（如由施普伦格尔［Sprengel］和罗森鲍姆［Rosenbaum］所著，以及由赫克［Hecker］所著的医学史）显示出同一种过度专业化的倾向：他们没有考察医疗科学在希腊文化内部的地位，而是将其与周围环境分割开来，孤立对待。从事这一领域的古典学者们通常也这样做。在一本由利文斯敦（R.W. Livingstone）编辑的名为《希腊的遗产》（The Legacy of Greece， Oxford,1923）的文集中，有一篇查尔斯·辛格尔（Charles Singer）的论文《医学》（Medicine），英国的读者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导论。另可参见海德尔（W. Heidel），《希波克拉底的医学》（Hippocratic Medicine ），New York，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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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医学在希腊化时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参见马克斯（F. Marx）为塞尔苏斯（Celsus）所写的序言，第8页及以下。译注：盖伦（公元129—199年），希腊解剖学家、内科医生和作家，生于小亚细亚的佩加蒙（Pergamum）。他做了许多动物解剖，开创了解剖学和实验生理学先河。盖伦的医学思想源于希波克拉底，哲学观点源于亚里士多德。他的著作范围涵盖哲学、医学、数学等。其重要著作包括《论解剖操作》（On Anatomical Procedures ）、《论医学经验》（On Medical Experience ）、《论自然力》（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等，这些著作对中世纪的医学有决定性影响。塞尔苏斯（公元前25年—公元50年），古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医生。曾在提比略（Tiberius）皇帝治下，与大加图、瓦罗等共同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其中留传后世的八卷本医书，相传为其所作。该书涉及内外科，资料宏富，显示了古罗马人的医学水平，影响直至文艺复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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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如，可参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3d；《高尔吉亚》450a，517e；《智术师》226e，228e；《政治家》289a；尤其是《高尔吉亚》464b；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关于希罗迪科（Herodicus）对医生和体育教练这两个职业的合并，参见柏拉图，《王制》4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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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利亚特》II.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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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希腊医学起源于泰勒斯，这与塞尔苏斯的学说（《论医学》［De Medicina ］，第一卷，前言6）——即普遍性的科学、哲学原初都包含所有特殊科学，而且是全部技术发明之母——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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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布雷斯特德（J.H. Breasted），《埃德温·史密斯外科纸草摹本及象形文本，附译文和评注》（The Edwin Smith Surgical Papyrus, published in Facsimile and Hieroglyphic Transliteration,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二卷本，Chicago，1930；雷伊（A. Rey），《希腊人之前的东方国家的科学》（La Science Orientale avant les Grecs ），Paris，1930，第314页及以下。关于那个阶段的埃及医学是不是真正的科学这一问题的相关文献，参见迈耶霍夫（M. Meyerhof），《关于埃德温·史密斯的外科纸草，世界最古老的外科手术》（Ueber den Papyrus Edwin Smith, Das älteste Chirurgiebuch der Welt），载《德国外科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Chirurgie ），第231卷，1931，第645—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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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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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书第一卷，第201—202页描述了阿那克西曼德的三合一体系。涉及数字七的理论出现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汇编《七日奥秘论》（第五章）和《筋肉论（On Flesh ）》（第十二至十三章）中，在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Diocles of Carystus）那里（残篇177，威尔曼［Wellmann］编——来自他的一段拉丁文摘录，保存在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那里）有关于数字理论的一套系统解答。可参见更完整的希腊文对应版本，在拙文《逍遥学派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被遗忘的残篇（Vergessene Fragmente des Peripatetikers Diokles von Karystos）》（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8，第17—36页）中，以及本人评价时间周期理论和数字学说在希腊自然观中的意义时，曾提请学者们注意其希腊文对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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