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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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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这些包含“灵魂”一词的段落收录于《希波克拉底文集》，利特雷版，第十卷，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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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帕尔姆，《希波克拉底文集的〈饮食论〉研究》，第4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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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关于欧多克索斯，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17页，第131页及以下。克特西亚斯在公元前403年或之后是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的宫廷医生（参见色诺芬，《远征记》1.8）：色诺芬的著作撰写于公元前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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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39、162页，尤其是第162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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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饮食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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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这位重要医家的大量作品的残篇收集于威尔曼编，《西西里医师的残篇》，Berlin，1901，第117页及以下：这些残篇构成了威尔曼称之为西西里学派的主要部分。在拙著《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医学史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本人已经表明，尽管狄奥克勒斯受到了西西里医学学说的影响，但他与西西里学派既无直接的联系，也不是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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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参见拙著《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医学史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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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在拙著《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医学史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第16—19页，有亚里士多德对狄奥克勒斯的语言学和科学影响的一个详细证据；另可参见拙文《逍遥学派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被遗忘的残篇》（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8），该文第5页和第10页及以下相当详细地讨论了狄奥克勒斯与泰奥弗拉斯特和斯特拉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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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狄奥克勒斯残篇141（威尔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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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对狄奥克勒斯的著作所依据的原则的描述，参见（拙著《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医学史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以下各章节：“大方法论残篇”（Das Grosse Methodenfragment）（第25页），“无法证明的原则”（ ）（第37页），“狄奥克勒斯的饮食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Diokles’Diatlehre und aristotelische Ethik）（第45页）, “狄奥克勒斯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Diokles und die aristotelische Teleologie）（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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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参见拙著《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医学史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第48页的引文。译注：医师开方就像教师上课，教师上课必须让人明白，医师开方也必须让人明白，不能笼而统之，所以必须说明怎样才“适宜”，“适宜的”做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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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参见拙著《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医学史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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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参见狄奥克勒斯残篇112（威尔曼编），及拙著《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医学史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第24—45页对讨论方法问题的段落的详尽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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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关于下文，参见狄奥克勒斯残篇141（威尔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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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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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关于希腊医学中的这些社会责任的承担，参见埃德尔斯坦发表于《古代文明》VII的论文。参见《饮食论》3.69，以及3.68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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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二章 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及其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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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文献反映了一场希腊人为确定真正的教化的性质而展开的广泛斗争；其中，修辞学［雄辩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伊索克拉底，是柏拉图及其学校在古典时代的典型竞争对手。从那时起，哲学与修辞学［雄辩术］的竞争，像一根主线一样贯穿了整个古代文明的历史，它们都声称自己是文化的更佳形式。要想描述这种竞争的各个阶段是不可能的：一来，这样做会不断地循环往复，而对立双方的领导者也并不总是有吸引力的人物。[1] 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之间的冲突——这是哲学和修辞学［雄辩术］之间数百年争战的首场战役。后来，这种战争有时就堕落成了一种鸡毛蒜皮般的学院式争论，在这种争吵中，论战双方都没有任何真正的生机和活力；但在其开端之初，参战双方都代表着希腊人民的真正动力和需要。哲学和修辞学［雄辩术］的战场就放在政治舞台的正中心。这就是赋予这场较量一种真实历史事件的生动色彩的东西，它使我们能够对这场冲突保持经久不衰的兴趣。回想起来，我们意识到，这场冲突是整个希腊历史关键性问题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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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一样，都有其赞赏者和支持者；毫无疑问，自文艺复兴以来，与任何希腊和罗马的教师相比，伊索克拉底对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法发生了一种远为重大的影响。历史地看，（用一些现代书籍封面所使用的词语）将伊索克拉底描述为“人文文化”之父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智术师不能真正拥有这一称号，而我们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想却与伊索克拉底的一脉相承，就像它与昆体良（Quintilian）和普鲁塔克的教学方法及教育理想一脉相承一样。[2] 不过，由于这一称号受现代学院人文主义的支配，这种观点与本著的态度大相径庭——［47］因为我们此处的任务，是考察希腊教化的整个发展过程、研究其中的问题和意义的复杂性，以及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3] 注意到以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即经常被当代教育者视为人文主义本质的东西，主要是古典文化中的修辞学［雄辩术］血统在当今的一种延续；而人文主义的历史，是一种比修辞学［雄辩术］范围更广泛、涵义更丰富的东西，因为它包含着希腊教化各种各样的全部留存——包括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世界范围的影响。[4] 从这个角度看，很显然，对真正的希腊教化的理解，马上就会牵涉到对现代学院人文主义的批判。[5] 另一方面，哲学和科学（二者内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希腊文明之中）的地位和品格，在我们看到它们为了被认可为文化的真正形式而与智力活动的其他类型奋力拼杀之前，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估价。最后，竞争双方（即哲学和修辞学［雄辩术］）都发源于诗歌这种最古老的教化形式；不追溯它们的诗歌根源，我们就不能对它们做到真正的理解。[6] 不过，很清楚，就像文化主导权的原有竞争逐渐窄化为关于哲学和修辞学［雄辩术］的相对价值的争论一样，古代希腊体育训练和“音乐”文化之间的合作关系，最终沉降到了一个更低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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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刚刚读过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的人来说，似乎不言而喻，智术师和修辞学［雄辩术］教师的教育体系根本就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理想；而且，如果我们将其与哲学提出的高贵主张——从此以后，“一切”教育和“一切”文化，都“必须”建立在关于最高价值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相对比，那么，它确实就是明日黄花。然而（正如从我们第一眼看希腊历史的后几个世纪就可以看到的那样[7] ）原有的教育类型、智术师和修辞学［雄辩术］教师的教学方法，仍然不可遏止地活跃在其竞争对手旁边、依旧生机勃勃，实际上，作为希腊精神生活最大的影响力之一，它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主导地位。柏拉图感觉自己正在与这样一个敌人作战：只要他继续留在自己的边界内，他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你就没办法奈何他，也许，这样一种胜利者的感觉可以部分地解释柏拉图的那种野蛮轻蔑——他用这种轻蔑来攻击和压迫智术师与修辞学［雄辩术］教师的教育理想。对我们来说，［48］如果我们认为柏拉图的攻击只针对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几个大智术师——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希庇阿斯、普罗狄科，他们被认为是柏拉图极度厌恶的文化类型的化身——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柏拉图的那种憎恶的激烈程度。柏拉图撰写自己的对话时，这些人都已不在人世，而且，在那个快速变化的世纪，已经大半被忘却了。将这些著名智术师的鲜明个性从幽暗之中重新复活，需要柏拉图的全部艺术才华。当他以漫画手法对他们进行描述时（这种漫画描述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理想化描述一样永恒不朽），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柏拉图既攻击他们（即他的同时代人），也批判他们的先辈。我们还不至于在他所描述的竞争者中只看到名人面孔的程度；而且，在他所呈现的智术师中，有许多同时代人的特征。一个绝对可靠的事实是：柏拉图从未与死人争辩，从未与历史的化石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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