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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致尼科克勒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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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让过去活在记忆中”，即“ ”这样的短语，是一切历史研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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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修昔底德：政治哲学家”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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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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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当修昔底德大胆地另辟蹊径时，他知道，希腊早期的历史与发源于神话和传奇的诗歌混杂在一起（1.22.1和4），或者与散文的编年史混杂在一起，这些编年史与诗歌一样很少关心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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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5e—3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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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显然，修辞学［雄辩术］对历史的影响注定不可能局限于其形式之内，而是注定会将其从属于修辞学［雄辩术］教育之中潜在的理想，也就是说，将其从属于修辞学［雄辩术］的政治理想及其对人的德性的特殊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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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历史的这个方面是伊索克拉底着重强调的；他认为它是一切政治经验（ ）的来源：《致尼科克勒斯》35。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The Date of Isocrates’Areopagiticus and the Athenian Opposition），载《哈佛古典学研究》（Harvard Classical Studies ），Cambridge，1941，第432页。在《驳智术师》14—15、《海伦颂》5、《论财产交换》187、188、189和192中，伊索克拉底强调了其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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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在罗马，我们可以将其与西塞罗，及其在演说中不断运用的历史范例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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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参见施密茨-凯曼（G. Schmitz-Kahlmann）的论文《伊索克拉底的政治思考中的历史范例》（Das Beispiel der Geschichte im politischen Denken des Isokrates），载《语文学》［Philologus ］，增刊31.4）（这是本人建议作者撰写的）。在伊索克拉底所揭示的历史资料中，从他保守的政治观点来看，有一个部分（即雅典的早期历史）尤其重要。他经常用雅典的早期历史来讲述“先祖们（ ）”树立的伟大榜样。参见约斯特（K. Jost），《至德摩斯梯尼的阿提卡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中的“先祖”的范例和典范》（Das Beispiel und Vorbild der ‘Vorfahren’bei den attischen Rednern und Geschichtschreibern bis Demosthenes ），收录于《修辞学研究》（Rhetorische Studien ），德雷鲁普编，vol.19，Paderbor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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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维拉莫维茨（在《亚里士多德和雅典》中）和另外一些人追溯了《阿提卡史》（Atthis ）对雅典政制史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政治背景问题可以得到更详尽的解决（参见本卷下一章）。译注：埃福鲁斯和泰奥彭波斯，前者著有《通史》（Universal History ），后者著有《希腊史》（Hellenica ），安德罗提翁著有《阿提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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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致尼科克勒斯》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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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致尼科克勒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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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致尼科克勒斯》45，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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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致尼科克勒斯》4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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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致尼科克勒斯》51。这里区分的三种代表性的教育，与《驳智术师》中提到的那些相对应。两种主要的类型是哲学家（或诡辩家）和政治演说术的教师；第三种类型似乎是那些撰写法庭演说辞的修辞学［雄辩术］教师，参见《驳智术师》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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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致尼科克勒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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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致尼科克勒斯》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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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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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五章 自由和权威：激进民主制内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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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自从伊索克拉底的政治著作被重新发现以来，他关于对外政策的文章引起了所有人的极大兴趣：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文章所阐述的泛希腊理想，被正确地认为是他为解决希腊的生存问题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但是，其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他对同时代城邦的内部政治结构的态度，于他而言，当然首先意味着对雅典的态度——常常被忽视或低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公开的所有关于政治的讨论，几乎都是直接从雅典问题开始的。然而，尽管柏拉图很快对同时代的城邦感到了彻底的厌烦，[1] 但伊索克拉底却一直对他的母邦雅典保持着敏锐的兴趣。《战神山议事会辞》（Areopagiticus ）是他关于雅典内部政治的主要著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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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他全部作品的最后一篇——《泛雅典娜节演说辞》（Panathenaicus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是如何紧密且不可分离地与雅典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这篇演说辞中，他关注的也是雅典政制的内部结构。在他的早期文章《泛希腊集会辞》中，他的兴趣自然不同：雅典战败并失去其海上帝国之后，在漫长而艰辛的恢复期间，伊索克拉底关注的主要是雅典与其他希腊城邦的关系问题。不过，雅典国内的政治问题和外部政治问题的关联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无法相信伊索克拉底是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才开始思考雅典的内部事务。我们宁愿说，《泛希腊集会辞》只是他对国家治理问题的态度的一种片面表达。它是伊索克拉底阐述其泛希腊民族理想的一篇演说辞；［107］因而他必须将其强调的重点（解释其光荣历史，并赞扬其未来使命）放在雅典对希腊的事业所做的贡献上。即使是他处理雅典内部政治问题的方法也证明，对外政策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战神山议事会辞》中，他考察当时雅典民主制度的标准，也是这种制度对雅典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甚至他的演说辞所选择的起点就表明了这一点；演说辞一开始，他就对雅典作为希腊世界的一种主导力量在他写作这篇演说辞时的实际地位进行了全面评述。这对我们理解这一点尤其重要：即当这篇演说辞出现时，当时雅典公众的情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像一次实际的演说，[3] 伊索克拉底悬想自己正在对雅典人民说话，并告诫他们雅典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城邦的事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他可以在梭伦的政治诗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演说中，找到这些悬想性演说的著名原型。）演说一开始他就承认，雅典的绝大多数公民和国事顾问都对雅典充满信心；他们无法理解他的忧思和焦虑，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和环境都使他们有理由感到安全，危险离他们还很遥远。伊索克拉底描述的乐观主义图景的各种要素，似乎属于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在他写作《泛希腊集会辞》时所创立）还很强大的时期。她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她是海上的女主人，有许多盟友，一旦有需要，他们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还有更多的外邦人则愿意奉献出他们的盟金，并服从她的命令。雅典四海升平，国泰民安，与其担心遭到敌人的攻击，他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反倒是他们的敌人应该感到焦虑和恐惧，并仔细考虑他们自身的安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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