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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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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斐德若》272d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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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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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斐德若》27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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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为取悦公众（ ）而说话，不仅在柏拉图那里，而且在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和其他人那里，也被说成是修辞学［雄辩术］的特有缺点。在《斐德若》273e中，柏拉图将这一观念转变为 ，即“言行都取悦于神明”：正如他在《法义》中说，神，而不是人，是万物的尺度那样。修辞学［雄辩术］对世界的态度是普罗泰戈拉和智术师们的那种相对主义，柏拉图建立了一种新的演说理想来取代修辞学［雄辩术］，这种新理想的衡量标准是永恒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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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斐德若》274c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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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斐德若》275a。译注：这里所说的“底比斯的萨姆斯”，实际是在埃及，《斐德若》274d—e：“当时统治埃及的国王是萨姆斯，住在上埃及的一个大城市，希腊人称之为埃及的底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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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书信》7.341c—d，34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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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斐德若》27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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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斐德若》2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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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斐德若》27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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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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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斐德若》2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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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王制》498a及以下，《泰阿泰德》186c： ［（思考的结果）在岁月中经过重重艰难和教化来到任何它刚好来到的人身上］。参见《斐德若》273e： ［没受过重重磨炼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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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书信》7.3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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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见《泰阿泰德》186c： ［那些（思考结果）刚好来到他们身上的人］；《书信》7.341e。他们是一些稍加指点就有能力为自己找到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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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九章 柏拉图和狄奥尼修斯：教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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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柏拉图的第七和第八封信，长期以来被弃之为伪作，但最近的文献学考证（philological criticism）终于成功地证明它们是柏拉图本人的作品，是柏拉图自身思想和情感的记录。这马上为柏拉图的教育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1] 当然，一些外在的事实不可能随之而改变。即使这些《书信》（尤其是《书信》七）并非一流的自传，而是某些聪明的文学骗子的耸人听闻的捏造——他们觉得把伟大的柏拉图编排进一个戏剧性的政治故事之中，想想都令人兴奋——我们仍然应该知道，柏拉图曾经与他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僭主友好交往。《书信》七（这是我们此处主要关切的）的写作所围绕的那些基本事实，即使在大家都认定它是伪作时也从无争议。[2] 不过，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最吸引人的是我们可以阅读柏拉图本人对叙拉古悲剧的叙述了；普鲁塔克在狄翁传中所给出的刻意戏剧化的故事版本，不能阻止我们将其与其真实且主要的资料来源（即柏拉图的《书信》七）的生动细节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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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柏拉图的《书信》，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个曾经写下《王制》和《法义》的人，必定为一种对政治的巨大而真诚的热情、一种最初促使他采取行动的热情所激励。这种热情有助于解释柏拉图当时的心态，当然，他的知识概念的结构也表明了他对政治的巨大热情。因为柏拉图认为，知识（gnosis）不是对真理的玄思，超然于生活之外，知识要成为技术或技艺（techné），要成为关于人所要选择的正确道路、所要做出的正确决断、关于真正的目的与真实的善［好］的斟酌和考量（phronésis）。这一点即使对知识的最抽象形式（即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型论）而言也确然无疑。对柏拉图来说，真正的重点在于行动，在于生活（bios），即使当行动的领域从理想城邦的实现转移并集中到“我们之内的城邦”［灵魂］时也是如此。［198］不过，这里，在《书信》七中，柏拉图亲笔描述了其第一次大希腊之旅的思想发展历程，这次大希腊之旅将他带到了叙拉古，带到了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宫廷之中；纵观柏拉图的全部叙述，参与实际政治的兴趣显然是其早年生活的支配性力量。这一点不仅得到了其政治态度的证实——柏拉图的主要著作反映了他对政治的态度，而且还为他自己家庭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所证实——柏拉图的家庭生活是《王制》背景的一部分，也是《蒂迈欧》背景的一部分，后者与《王制》属于同一个三部曲。他将它们合并一处，以便给他自己和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投下一道间接的光亮——尽管作为作者，他不得不隐身于视线之外。在《王制》中，柏拉图将他的两个兄弟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和格劳孔（Glaucon）作为雅典年轻一代及其政治热情的代表人物来呈现。尽管格劳孔年仅弱冠，但他迫不及待地想涉足政治，苏格拉底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劝回。柏拉图的叔叔克里提亚（Critias）是个臭名昭著的寡头，他领导了公元前403年的寡头革命。柏拉图让他作为对话者出现了好几次；柏拉图想把一篇以他为名的对话献给他，意在完成以《王制》开始的三部曲，但这部著作只剩下一些残篇。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柏拉图也因为对政治的兴趣而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说，克里提亚和阿尔西比亚德同样如此，尽管他补充说，当他们发现苏格拉底所给予的是何种类型的“政治”教导时，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色诺芬所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3] 但苏格拉底的这种政治教导落到了柏拉图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它所孕育的果实就是柏拉图的哲学。是苏格拉底启发柏拉图在城邦［政治］和教育之间看到了一种新的关联——实际上，他几乎是将城邦［政治］和教育相等同了。不过，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冲突和苏格拉底之死向柏拉图证明了，只有通过给人一种“哲学的”教育，才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城邦，这种哲学的教育将彻底改变社会的结构。带着这种早年植根于心中，后来又在《王制》中转化为自明之理的信念，柏拉图扬帆叙拉古。（根据《书信》七，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四十岁之际。）在那里，柏拉图结识了品性高贵、激情洋溢的狄翁（Dion），狄翁是强大的叙拉古僭主的近亲和朋友，柏拉图使他皈依了自己的哲学，并激励他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4] 不过，狄翁根据自己的理想改造狄奥尼修斯一世本人的努力注定要失败。［199］冷静的政治家向这位年轻的柏拉图哲学爱好者所展示的巨大而感人的信任，以及鼓励他将柏拉图本人引荐给僭主的这种信任，与其说是由于狄翁用与僭主本人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政治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僭主的绝对忠诚和纯洁动机。在《书信》七中，柏拉图告诉我们，在他的鼓动下，狄翁请求僭主给叙拉古一部宪法，让叙拉古接受最佳的法律制度的统治。不过，狄奥尼修斯并不认为这种政策适合产生了独裁制度的叙拉古的境况。[5] 柏拉图认为，法律制度，并且只有法律制度，才能为狄奥尼修斯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统治奠定一种真正的坚实基础，从而赋予其统治以一种真正的意义，给他一个江山永固的机会。但是，狄奥尼修斯却深信这势必会很快摧毁他对这些地方的统治，并使西西里诸城邦沦于迦太基入侵者之手。这一插曲是真正悲剧的前奏——柏拉图、狄翁和狄奥尼修斯二世（即老僭主的儿子和继承者），是这出真正的悲剧的扮演者。因此，柏拉图返回了雅典，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不久之后很快就创建了他的学校；但他与狄翁的友谊比他对政治的失望要持久——这种失望肯定增强了他远离积极的政治生活的决心（他在《申辩》中声明了这一点）；两人成了终生好友。不过，柏拉图现在全力以赴做他作为哲学教师的工作，而狄翁则执着于自己改变西西里僭主制的理想，等待时机再度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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