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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51 [79] 为取悦公众（ ）而说话，不仅在柏拉图那里，而且在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和其他人那里，也被说成是修辞学［雄辩术］的特有缺点。在《斐德若》273e中，柏拉图将这一观念转变为 ，即“言行都取悦于神明”：正如他在《法义》中说，神，而不是人，是万物的尺度那样。修辞学［雄辩术］对世界的态度是普罗泰戈拉和智术师们的那种相对主义，柏拉图建立了一种新的演说理想来取代修辞学［雄辩术］，这种新理想的衡量标准是永恒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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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53 [80] 《斐德若》274c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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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55 [81] 《斐德若》275a。译注：这里所说的“底比斯的萨姆斯”，实际是在埃及，《斐德若》274d—e：“当时统治埃及的国王是萨姆斯，住在上埃及的一个大城市，希腊人称之为埃及的底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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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57 [82] 《书信》7.341c—d，34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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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59 [83] 《斐德若》27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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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61 [84] 《斐德若》2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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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63 [85] 《斐德若》27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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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65 [86]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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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67 [87] 《斐德若》2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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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72 [88] 《王制》498a及以下，《泰阿泰德》186c： ［（思考的结果）在岁月中经过重重艰难和教化来到任何它刚好来到的人身上］。参见《斐德若》273e： ［没受过重重磨炼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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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74 [89] 《书信》7.3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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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77 [90] 参见《泰阿泰德》186c： ［那些（思考结果）刚好来到他们身上的人］；《书信》7.341e。他们是一些稍加指点就有能力为自己找到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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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82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312]

1707464483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九章　柏拉图和狄奥尼修斯：教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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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85 ［197］柏拉图的第七和第八封信，长期以来被弃之为伪作，但最近的文献学考证（philological criticism）终于成功地证明它们是柏拉图本人的作品，是柏拉图自身思想和情感的记录。这马上为柏拉图的教育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1] 当然，一些外在的事实不可能随之而改变。即使这些《书信》（尤其是《书信》七）并非一流的自传，而是某些聪明的文学骗子的耸人听闻的捏造——他们觉得把伟大的柏拉图编排进一个戏剧性的政治故事之中，想想都令人兴奋——我们仍然应该知道，柏拉图曾经与他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僭主友好交往。《书信》七（这是我们此处主要关切的）的写作所围绕的那些基本事实，即使在大家都认定它是伪作时也从无争议。[2] 不过，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最吸引人的是我们可以阅读柏拉图本人对叙拉古悲剧的叙述了；普鲁塔克在狄翁传中所给出的刻意戏剧化的故事版本，不能阻止我们将其与其真实且主要的资料来源（即柏拉图的《书信》七）的生动细节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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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87 即使没有柏拉图的《书信》，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个曾经写下《王制》和《法义》的人，必定为一种对政治的巨大而真诚的热情、一种最初促使他采取行动的热情所激励。这种热情有助于解释柏拉图当时的心态，当然，他的知识概念的结构也表明了他对政治的巨大热情。因为柏拉图认为，知识（gnosis）不是对真理的玄思，超然于生活之外，知识要成为技术或技艺（techné），要成为关于人所要选择的正确道路、所要做出的正确决断、关于真正的目的与真实的善［好］的斟酌和考量（phronésis）。这一点即使对知识的最抽象形式（即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型论）而言也确然无疑。对柏拉图来说，真正的重点在于行动，在于生活（bios），即使当行动的领域从理想城邦的实现转移并集中到“我们之内的城邦”［灵魂］时也是如此。［198］不过，这里，在《书信》七中，柏拉图亲笔描述了其第一次大希腊之旅的思想发展历程，这次大希腊之旅将他带到了叙拉古，带到了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宫廷之中；纵观柏拉图的全部叙述，参与实际政治的兴趣显然是其早年生活的支配性力量。这一点不仅得到了其政治态度的证实——柏拉图的主要著作反映了他对政治的态度，而且还为他自己家庭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所证实——柏拉图的家庭生活是《王制》背景的一部分，也是《蒂迈欧》背景的一部分，后者与《王制》属于同一个三部曲。他将它们合并一处，以便给他自己和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投下一道间接的光亮——尽管作为作者，他不得不隐身于视线之外。在《王制》中，柏拉图将他的两个兄弟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和格劳孔（Glaucon）作为雅典年轻一代及其政治热情的代表人物来呈现。尽管格劳孔年仅弱冠，但他迫不及待地想涉足政治，苏格拉底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劝回。柏拉图的叔叔克里提亚（Critias）是个臭名昭著的寡头，他领导了公元前403年的寡头革命。柏拉图让他作为对话者出现了好几次；柏拉图想把一篇以他为名的对话献给他，意在完成以《王制》开始的三部曲，但这部著作只剩下一些残篇。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柏拉图也因为对政治的兴趣而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说，克里提亚和阿尔西比亚德同样如此，尽管他补充说，当他们发现苏格拉底所给予的是何种类型的“政治”教导时，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色诺芬所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3] 但苏格拉底的这种政治教导落到了柏拉图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它所孕育的果实就是柏拉图的哲学。是苏格拉底启发柏拉图在城邦［政治］和教育之间看到了一种新的关联——实际上，他几乎是将城邦［政治］和教育相等同了。不过，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冲突和苏格拉底之死向柏拉图证明了，只有通过给人一种“哲学的”教育，才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城邦，这种哲学的教育将彻底改变社会的结构。带着这种早年植根于心中，后来又在《王制》中转化为自明之理的信念，柏拉图扬帆叙拉古。（根据《书信》七，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四十岁之际。）在那里，柏拉图结识了品性高贵、激情洋溢的狄翁（Dion），狄翁是强大的叙拉古僭主的近亲和朋友，柏拉图使他皈依了自己的哲学，并激励他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4] 不过，狄翁根据自己的理想改造狄奥尼修斯一世本人的努力注定要失败。［199］冷静的政治家向这位年轻的柏拉图哲学爱好者所展示的巨大而感人的信任，以及鼓励他将柏拉图本人引荐给僭主的这种信任，与其说是由于狄翁用与僭主本人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政治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僭主的绝对忠诚和纯洁动机。在《书信》七中，柏拉图告诉我们，在他的鼓动下，狄翁请求僭主给叙拉古一部宪法，让叙拉古接受最佳的法律制度的统治。不过，狄奥尼修斯并不认为这种政策适合产生了独裁制度的叙拉古的境况。[5] 柏拉图认为，法律制度，并且只有法律制度，才能为狄奥尼修斯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统治奠定一种真正的坚实基础，从而赋予其统治以一种真正的意义，给他一个江山永固的机会。但是，狄奥尼修斯却深信这势必会很快摧毁他对这些地方的统治，并使西西里诸城邦沦于迦太基入侵者之手。这一插曲是真正悲剧的前奏——柏拉图、狄翁和狄奥尼修斯二世（即老僭主的儿子和继承者），是这出真正的悲剧的扮演者。因此，柏拉图返回了雅典，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不久之后很快就创建了他的学校；但他与狄翁的友谊比他对政治的失望要持久——这种失望肯定增强了他远离积极的政治生活的决心（他在《申辩》中声明了这一点）；两人成了终生好友。不过，柏拉图现在全力以赴做他作为哲学教师的工作，而狄翁则执着于自己改变西西里僭主制的理想，等待时机再度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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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1 机会似乎来了，狄奥尼修斯一世于公元前367年去世，其时，他的儿子还是一个青年，他继承了父亲的权力。柏拉图的《王制》在不久之前（公元前380至前370年之间）问世。这部著作必定增强了狄翁的政治信念，因为它以无比的清晰和磅礴的力量写下了他一度从柏拉图那里听到的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所教导的思想。这部著作还相当新颖，正被人们热烈地讨论。柏拉图在其中提到了一个显见的问题，即他的理想城邦有可能实现吗？不过，柏拉图断定这个问题与其哲学教育的实际运用无关。（他写道：）也许，如此完美的城邦只能作为一个理想的范型存在于天上；[6] 也许，它已经存在于遥远的蛮族某地，而希腊人对此一无所知。[7] （在希腊化时代，当希腊人因为认识了一些新的东方民族，［200］而对其他民族更为熟悉时，一些学者在柏拉图这番话语的基础上提出，完美的国度就是埃及人的等级制国家或摩西的等级制神权政体。）[8] 柏拉图提议，教育应该致力于在我们每个人之内（即灵魂中）创造完全正义的城邦——归根结底，这是创造实存的完美城邦的必由之路。[9] 所有现存的城邦都已经无可救药，他已经将它们全部放弃了；[10] 它们对实现他的理想毫无帮助。他认为，从理论上说，采用他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所提供的教育体系——此种教育是城邦的一切改进之基础——并在一个人身上试行这一教育体系，是实现其理想城邦的至简之道——如若这个人真是天命所致的话。改变一个人显然要比改变许多人容易得多。[11] 柏拉图的这一想法并非出于对政治权利的考虑。在《法义》中，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柏拉图最终反对将权力集中于某个个人之手。[12] 当他建议将其理想国中的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个德才兼备的君王之手时，他完全是受其教育动机的驱使。[13] 教化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从而向这个国家的全体民众传播一种良好的精神，肯定不比这个统治者败坏全体国民，让民众都效仿他的恶劣榜样困难；后者就是柏拉图看到的、在狄奥尼修斯一世治下的叙拉古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王制》中的僭主的暗淡形象，其中一些特征显然属于狄奥尼修斯一世。这实在令人沮丧。僭主似乎拒绝了狄翁的全部改革计划。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承认，狄奥尼修斯一世所显示的那种可怕的人性弱点，必然是所有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人的普遍特征呢？对人性的这种控诉会使人类社会的一种更美好的未来永远成为不可能。至少，热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狄翁是这么想的。因此，在老僭主驾崩之后，狄翁不断以书信和口信的方式告诉柏拉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恳求他抓住机会，再度前往西西里，在新君王的帮助下，实现其完美城邦的理想。[14] 柏拉图在《王制》中说，在权力（ ）和道德知识（ ）——二者通常绝望地相距万里——金风玉露一相逢之前，他的理想不可能成真。[15] 他说，这种情况只有通过神意的一个特殊行为、一次神圣的机运才有可能发生。[16] 狄翁现在竭力让柏拉图相信，狄奥尼修斯二世的即位，实际上就是这个遥远的神圣事件，［201］而且如果他不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机会的话，就是对他自己的哲学和理想的背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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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3 即使是理想主义者的狄翁，也认识到了柏拉图的计划是针对一个杰出个体的工作。指望凭底层民众的盲目冲动在现有城邦中实现这些计划是不可能的，民众的努力倾向于朝相反的方向行进。[18] 他对民众毫无期望：因为他们不再是原来那种作为城邦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人了，而是一群轻率而狂热的乌合之众：正是他们曾声嘶力竭地欢呼狄奥尼修斯一世的僭主统治。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可爱的命运女神堤喀的帮助下，争取到至高无上的目标；不过，狄翁认为叙拉古的新君主很可能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如果能使他皈依柏拉图的哲学，那么叙拉古就会成为完美幸福的家园。[19] 在狄翁的计划中，唯一确定的因素是僭主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这一点很难把握，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会把这种权力做何使用，但狄翁急切的热情使他对年轻的狄奥尼修斯颇为指望；青年是一个可塑的年龄。尽管涉世未深，年轻的君王丝毫没有柏拉图在其理想统治者身上所寄托的那种成熟的道德和精神判断力，但他似乎是将柏拉图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中介之一，事实上，也是唯一可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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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5 在《王制》中，柏拉图也看到了，除非教化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来管理城邦，否则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以实现他的理想国。他曾将确定教育统治者的基本路线、并将其确立为奋斗的理想的任务指派给自己——也就是说，指派给创造性的哲学家。然而，除了柏拉图自己，这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支配性人格的哲人之外，这样的人在哪里呢？谁有能力承担如他所预期的那种教化统治者的工作，并将其付诸实施、走向成功呢？当然，在《王制》中，这一过程相当不同。在那里，未来统治者的教育是通过长期的耐心挑选和考察来完成的，无论是在哲学智慧，还是在实际生活方面。候选人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选择一级比一级严格，直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使命就是完成取悦神的伟大工作。经过如此这般教育训练的统治者将是僭主的绝对对立面。在永恒真理的光芒的照耀下，［202］他将在灵魂中把承载整个城邦共同体的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这将使他超越任何片面的个人愿望或信念。叙拉古的年轻僭主很可能会自愿接受这种教育，而且他极有天赋，是可造之材；不过，他被选来承担其使命，完全是因为他是权力的继承者，历史的偶然碰巧为他披上了权力的外衣。在这方面，柏拉图在叙拉古所遭遇的困境，与伊索克拉底在教育他的王子学生们时所面临的问题无甚差别。[20] 不过，狄翁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力而为，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此事成真，狄奥尼修斯的巨大权力便意味着更大的成功，也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在这个强大的帝国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21] 而主要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柏拉图的人格和学说的那种彻底的改造力量，从而为柏拉图对教育力量的信念所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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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7 柏拉图在《书信》七中回顾了这一切之后，对狄翁生活中的主要事件，以及他与这位品性高贵且极富天赋的朋友的各个阶段的交往进行了评论——这位朋友最近的不幸死亡现在仍然让他伤心不已。教育僭主的努力从他一即位就开始了，这样的尝试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但都失败了。然后，狄奥尼修斯强大的君主政体也垮掉了；因为狄翁在他的教育计划落空之后，就被僭主流放于异地，重振旗鼓之后，他又带兵返回，控制了僭主。在经历一段短暂的统治后，狄翁就因为宿怨而被自己的随从所刺杀。我们所谓的柏拉图的《书信》七，是一个用于宣传的小册子，写于狄翁被谋杀之后。它描述了狄翁的生平，并为他的职业生涯进行了辩护；不过，它是以一种写信给狄翁之子及其在西西里的追随者的形式，以一种顾问演说的形式来表达的，柏拉图鼓励他们要忠于逝者的目标和理想。如果他们能做到，他承诺会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22] 这意味着柏拉图公开站在狄翁一边，重申了他原初的信念。他说，狄翁既不谋求夺取僭主统治的国家，也不想推翻僭主的统治；他只是由于蒙受冤屈而被迫将僭主驱逐出境。全部的责任都落到了僭主本人身上，尽管柏拉图承认，他的第一次叙拉古之行，由于使狄翁皈依了自己的哲学，最终导致了僭主政治的崩溃。[23] 正如在《法义》中一样（在这期间，柏拉图正在撰写他的《法义》），他在此处发现了神在历史中的教学（pedagogy），从而在这些伟大的事件中看见了命运女神的力量。［203］通过回顾自己的过去，他在自己的生命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关联方式中，同样清晰地看到了神意的无形之手。在《王制》中，柏拉图曾如是说：除了命运女神，没有什么可以使一个统治者成为哲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必定是神圣的命运之手让柏拉图和狄奥尼修斯走到了一起；当叙拉古的君主拒绝接受命运的力量，并将其一把推开时，是命运女神之手在悲剧的高潮中结束了这一系列事件。常识会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狄翁的事业（间接地也是支持他的柏拉图的事业）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预设之上，没有看到人性普遍的软弱和卑下。不过，柏拉图不以为然。一旦他的学说启动了像狄翁这样的力量之后，对狄奥尼修斯这样的弱者来说，拒绝这次以最有可能的方式实现其使命的机会，是对他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天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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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9 相应地，柏拉图在剧中的角色，不是那种自由自主的演员。他是一种更高力量的道具。这一观念的哲学基础出现在《法义》中，柏拉图反复宣称，人不过是神手中的玩物，一出木偶剧中的玩偶。[24] 不过，玩偶必须知道他们自己须扮演的角色；神拨动了命运的琴弦，但他们的欲望和激情并不总是应声起舞，若合符节。说到底，这是希腊人关于人生的原初观念。在荷马史诗和肃剧中，凡人的生活总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展开，这个背景就是诸神的生活。许多无形的线从天上贯穿到地上，牵动着我们所谓的人间事件。诗人随处都能看到它们，看到它们掌控着人类的一举一动。[25] 在《王制》中，人的实际生活和宇宙的神圣原则“善”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柏拉图的兴趣越来越转向神圣原则在可见世界中——在历史、生活和具体事件中——呈现自身的形式。不仅在他的型论中，而且在他对理想生活的描绘中，形而上学开始越来越进入感知的现实世界。从这一角度看，《书信》七也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柏拉图积极地筹划和决断自身事业的努力塑造了他对世界的解释。柏拉图有意隐瞒了这一个人因素，但我们可以在《王制》中发现它：他说，正是神圣的命运女神的干预，［204］才使“哲学的天性”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得以保存。[26] 除非牢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他在《王制》、《法义》和《书信》七中说，即使是权力和智慧的结合（具体体现在统治者和哲人的结合上），也是此类神意的一个个别行为，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个人因素将柏拉图的西西里之行与《王制》对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的处境的描述联系了起来。在他的自传中，这一个人因素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而已，它成了他在《王制》中的观点的一个直接例证——这个观点认为，人们对哲学家所持的普遍信念，即哲学家百无一用，于世无补，实际上不是对哲学的指责，而是对世界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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