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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七的最后部分极富戏剧性。它描述了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的决裂，以及叙拉古君主对他的专横行为。这些场景与柏拉图对教化的描述——它构成《书信》七的核心部分——形成强烈而有效的对比。很久之前，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已经针对暴力和权力的哲学建立了自己的教化哲学。[61] 现在，僭主没收了狄翁的财产——这些财产曾经使流放中的狄翁衣食无忧，但僭主当时不允许他将这些财产带离叙拉古；与此同时，僭主食言而肥，否定了自己要召回狄翁的承诺。有一段时间，柏拉图本人也遭受了囚犯的待遇，在僭主的宫廷中不得与外人接触；然后，他被转移到僭主卫队的兵营中，卫队的士兵因为柏拉图的建议［改变僭主制显然会影响士兵们的利益］而对他恨之入骨，威胁要杀死他。最后，柏拉图派人秘密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塔壬同的阿尔基塔斯（Archytas of Tarentum）和其他一些朋友，他们来人向狄奥尼修斯求情，僭主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准许柏拉图回家。在途中，柏拉图遇到了流放中的狄翁，他正在参加奥林匹亚的节日庆典，柏拉图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柏拉图听说了狄翁的复仇计划，但他拒绝参与复仇的准备工作。[62] 在《书信》七的另一段文字中，他把自己与狄翁的交往描述为一种“自由教育的共同体（ ）”，[63] 但这种自由教育共同体并不强求柏拉图跟随狄翁走向暴力。不管怎样，柏拉图已经准备好努力调解狄翁与狄奥尼修斯的纠纷，并答应他要这样做。[64] 不过，柏拉图没有禁止狄翁在他的学生中征召志愿者，组建他的解放队。［210］尽管如果没有柏拉图学园的积极帮助，叙拉古的僭主制几乎不可能被推翻，但柏拉图仍然将整个事件看作一场悲剧；在悲剧的这两个主角都倒下之后，他用梭伦的短语“ ［由于他们自己的缘故］”，来概括他们的一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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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西西里的戏剧不仅对狄翁和狄奥尼修斯而言是一场悲剧——他们最终都倒下了——而且对柏拉图而言也是一场悲剧，虽然从外表看，他似乎站在灾难之外。尽管柏拉图对西西里冒险之行的成功疑虑重重，但他还是全力以赴，把这当作自己的事业。据说，他的错误在于他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条件”的彻底误解——这种误解内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的本质之中。伊索克拉底曾经在《致腓力辞》中语带嘲讽地谈到写作《王制》和《法义》的人，说这样的文章根本不能运用于实际生活。[66] 那是在公元前346年，柏拉图刚逝世不久，其时，伊索克拉底以为他已经为柏拉图的政治著作盖棺论定了。伊索克拉底本人颇感自豪：虽然他的那些政治原则远超一般汲汲营营的政客们的视野和格局，但它们在政治生活中非常实用。不过，他对柏拉图的批评并未切中肯綮。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和政治现实之间确实有一条原则的鸿沟，柏拉图知道这条鸿沟的存在，而且曾多次指出过；[67] 只有某个神迹才能将这种智慧与尘世的权力连接在一起。西西里尝试的失败——他为此深感愧疚，承担了许多责任——必然使他对自己的理想能否在有生之年甚或在任何时候得到实现深感怀疑……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他的理想。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如果他对民众心理学或宫廷权变知道得更多一点，那么，他就有可能使对他来说是最崇高、最神圣的东西为这个世界——这个他作为一名医生来注视的世界认为病人［柏拉图］病得不轻——所接受。在此意义上，柏拉图对城邦的兴趣根本就不是“政治的”，［而是治疗的（教化的）］。我们对《王制》的智识结构的分析，以及对柏拉图的完美城邦概念的分析，已经毋庸置疑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叙拉古的灾难并没有摧毁他的生命梦想，或者他的“一生的谎言”——一些人把他对城邦的毕生兴趣以及他对城邦必须由哲学来统治的断言叫作“一生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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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所见，在柏拉图开始写作之前，他就放弃了对政治生活的一切积极参与。［211］这一点在《申辩》中得到了无比清晰的肯定。当然，他在其中只考虑到了雅典的政治生活。不过，尽管狄翁在与柏拉图结识的过程中，可能努力从理论上说服他：他的理想在一个由专制君主所统治的国家中更容易得到实现，但柏拉图对其实际实现的可能性的怀疑，仍然与《王制》一样。他为学生们和朋友们（尤其是狄翁）的热情所驱使，放弃了内心的抗拒；但由此导致的、且他早就预见到的失败，根本不可能改变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以及他对教育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核心地位的理解。尽管如此，叙拉古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仍然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是对其哲学教育理想的迎头一击——不是因为它驳斥了他的哲学真理，而是因为它误用了他的教育实践能力。主要责任人是他的朋友们，他们已经承担了说服他去做这次尝试的责任。[68] 尽管狄翁对柏拉图介入叙拉古的政治处境有直接的兴趣，但他不可能出于自私的理由把柏拉图强行拉进这场冒险，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雄心。无论如何，柏拉图对人的知识如此渊博，他必定知道僭主的品性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他也不可能完全误解一位最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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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柏拉图和狄翁对复仇之事的态度的差异，只能用来区分柏拉图具有远见的泰然任之（heroic resignation）和狄翁大胆而冒险但又肤浅而轻信的理想主义。在《书信》七中，尽管柏拉图宣称自己赞同狄翁的目标，即为叙拉古创建一种君主立宪制，但柏拉图十分注意不将自己与他的手段相等同，因而他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每一个敏锐的读者肯定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原则上，柏拉图拒绝将革命作为一种政治技艺。[69] 不过，在叙拉古之行后，他必定比之前更不相信他的理想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实现了。一个基督徒肯定会觉得，柏拉图的值得敬佩的失望归因于这一事实：即他试图在此世，而不是在来世，发现他一直在努力建构的精神王国。他对当前叙拉古事件的错误的纠正，以及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归因于他对自身优势和正确性的深刻洞察。［212］这种洞察来自他经过长期训练的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出色地将自己呈现为神圣均衡的化身——这种神圣的均衡在世界的每一个错误中重振自身。不将柏拉图的这一非常私人化的文献与伊索克拉底在《论财产交换》中为自己所做的辩护相比较是不可能的。这样两个人居然要以让公众对其个人抱负及其失败充满信心而告终，无疑是时代的一个重要征兆。《书信》七让我们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了潜藏于其背后的支配性人格，它本身就是其真实性的一个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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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柏拉图的《书信》六，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11页及以下；《书信》六是写给柏拉图的学生埃拉斯图斯（Erastus）和克里斯库斯（Coriscus），以及他们的邻居赫尔米亚斯（Hermias）的；前两人一起统治着阿索斯（Assus），后者则是阿塔纽斯（Atarneus）的僭主，他曾经与他们一起加入一个哲学联盟。布里克曼（Brinkmann）和我本人都相信此信的真实性，为此提出的理由也已经为维拉莫维茨和其他学者所接受，但这与我们论述的主题并无关联。关于第七、第八封信的真实性，参见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二卷；以及帕斯夸利（G. Pasquali）的近著《柏拉图的书信》（Le Letter di Plantone ），Florence，1938。有些学者与本特利（Bentley）一样相信文集里的所有书信都是真实的，不过，在通向这一假设的路上存在着数不清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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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书信》七中所给出的事实，即使是那些与我们的其余证据——主要是相对较晚的证据——不一致的历史细节，现在都被认为是历史事实。参见亚当（R. Adam）的博士论文，Berlin，1906，第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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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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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柏拉图，《书信》7.326e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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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柏拉图，《书信》7.324b。译注：叙拉古所在的西西里岛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缘，使得西西里岛注定成为各方势力竞逐的舞台，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造成持久的战争，战争造就强人领袖，因此，僭主和僭主制度在西西里盛行有其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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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制》5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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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制》4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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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希腊化时代的早期，学者们就开始提议埃及是柏拉图《王制》的模拟或典范，参见希腊数学家普罗克鲁斯（Proclus）对《蒂迈欧》的评论（1.75d）中关于克兰托尔（Crantor）所说的话，以及本人的《卡里斯托斯的狄奥克勒斯》（第128、134页），还有本人发表在1938年《宗教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 ）上的论文《希腊人和犹太人》（Greeks and Jews）。译注：克兰托尔（公元前330—前270年），古希腊哲学家，色诺克拉底之后柏拉图学园的继承人之一，据说他是注解柏拉图的第一人，尤其是柏拉图的《蒂迈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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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制》59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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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制》501a；《书信》7.325e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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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制》501e中的“最佳城邦”是一个神话；但一个接受哲学教育的“国王之子”可以实现这样的城邦，参见《王制》50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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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义》3.6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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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柏拉图在《王制》中留着这扇门是有可能的，因为早在他写作《王制》时，狄翁就已经对年轻的狄奥尼修斯寄予厚望。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在谈论一个统治家族的年轻王子，因为他仍有待于教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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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书信》7.327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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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制》47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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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制》499b；《书信》7.326a—b，327e，以及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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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书信》7.327e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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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们已经看到伊索克拉底也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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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书信》7.3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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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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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书信》7.3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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