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65690
[364] 《法义》962d。其中，以及963b4中，柏拉图索性把德性的统一体直接称之为“一（ ）”。
1707465691
1707465692
[365] 杰克逊（Jackson）、鲁托斯拉夫斯基（Lutoslawski）和其他人也是如此。
1707465693
1707465694
1707465695
[366] 《法义》965c： ［从诸多不相似之物中看到一种样式］。其中，辩证法的意思是“更精确的方法”。
1707465696
1707465697
[367] 《法义》963c5—e；631c5。
1707465698
1707465699
[368] 《法义》966a—b。
1707465700
1707465701
[369] 《法义》966b。
1707465702
1707465703
1707465704
[370] 《法义》966b4： ［关于一切值得认真对待之事］。这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中对其新“政治技艺”的描述：“关于人类最高事务的知识”。在《法义》中，统治者的教育的主题正是这样的知识，而不是别的什么。
1707465705
1707465706
[371] 《法义》966c；716c。
1707465707
1707465708
1707465709
[372] 《王制》484c—d；参见505a：“最高的研究（知识）（ ）。”
1707465710
1707465711
1707465712
[373] 作为“万物的尺度”的神（参见本卷此处 ）被等同于“一（ ）”，在962d和963b4中，柏拉图将其表述为城邦统治者的辩证法教育的科目。因此，立法者是与《王制》中的统治者一样的哲学家；他们学习的最高阶段是相同的，那就是神学。《法义》中的“一”与《王制》中的“善［好］的型”是同一个东西。
1707465713
1707465714
[374]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知识的形成与教育》（Die Formen des Wissens und die Bildung ），Bonn，1925，第32—39页。
1707465715
1707465716
[375] 《法义》966d。
1707465717
1707465718
[376] 关于对这些事实的陈述和评价，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161页。
1707465719
1707465720
[377] 《法义》967d。“如果没有从这两个源泉流出的关于神的知识，任何一个必有一死的凡人都不可能成为坚定的敬神者”，参见《法义》966d。《法义》的结束实现了开始时的承诺：在《法义》643a中，这种教育在预期中被描述为通往神的道路。
1707465721
1707465722
1707465723
1707465724
1707465725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314]
1707465726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一章 德摩斯梯尼：城邦的垂死挣扎和变形
1707465727
1707465728
［263］自德摩斯梯尼在文艺复兴中复活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他是他的第一位现代编辑者所称的“希腊人自由意识的唤醒者”、“反抗马其顿压迫的雄辩卫士”。当拿破仑的铁蹄重重地压在欧洲之上时，为了增强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德国语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费里德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Jacobs）翻译了他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法国政治家克里蒙梭仓促撰写了一本关于德摩斯梯尼的书，该书激情飞扬，充满法式华丽辞藻，针对当代德国的马其顿人（German Macedonians），警告巴黎的雅典人（Athenians of Paris）不要让他们的精致和优雅把他们变得像艺术家和食利者一样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没有足够的生命意志和足够的生命力去抵抗野蛮的敌人。[1] 在拉丁文明中，该书以德摩斯梯尼本人的全部修辞技巧，确立了对一个早已灰飞烟灭的爱国者的新崇拜，古典主义的古老火焰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德摩斯梯尼的祭坛上燃烧起来。不过，就在不久之前，一位德国学者撰写了另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标题充满了轻蔑：Aus einer alten Advokatenrepublik——“一个古代律师的共和国”。一个世纪以来，古典主义者对这位杰出演说家和伟大鼓动者（学院修辞学将其奉为修辞学［雄辩术］的圣手）的崇拜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这部著作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总结，并旨在一劳永逸地摧毁德摩斯梯尼的盛誉。[2] 当然，该书只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它极具煽动性，对每一个事实都进行了最苛刻的解释，以便将事实歪曲为一幅漫画。不过，早在一百多年前，历史学家们就形成了对“历史”的一种新态度，在历史学家们对德摩斯梯尼的评价所走过的道路上，这部著作只是这条道路上的最低点。
1707465729
1707465730
在古典学领域，这种新的历史态度的第一位伟大代表尼布尔（Niebuhr），是德摩斯梯尼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264］但他对德摩斯梯尼的事业和方针的激烈批评则始于德罗伊森（Droysen），始于德罗伊森对希腊化世界的划时代发现。[3] 迄今为止，随着希腊人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失去了城市国家的政治自由，希腊历史总是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德摩斯梯尼一直扮演着希腊最后的政治家的角色，站在古希腊的坟墓前发表他的葬礼演说。但是，现在，帷幕突然拉开，展现出一出伟大的新喜剧——一个希腊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统治世界的时代，一个始于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帝国的征服的时代。视角转换了，希腊文明内外两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发展，它变成了某种世界性的东西，某种普遍的东西。随着衡量尺度的变化，德摩斯梯尼的伟大之处似乎一下子变得渺小且充满局限。他似乎属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愚蠢地为其自以为是的重要性所欺骗，并存活于一个错误的时代之中——存活于对其祖先光辉灿烂的修辞学［雄辩术］记忆之中。[4] 事情看来似乎是这样：尽管德摩斯梯尼和他的同时代人自身也归属于逝去的时代，但他们仍然试图在自己的时代继承和发扬父辈们的英雄业绩。他的批评者们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刻薄。他们从抛弃他的政治标准开始——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一直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政治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他的同时代人做过他那个时代的相关历史记录。然后，在质疑他的政治家身份之后，他们接着考察并谴责他的道德品格。与此同时，他的对手伊索克拉底和埃斯基涅斯日渐受到尊重，因为他们放弃了对雅典在未来某个恰当时候东山再起的希望，并建议同胞们放弃战斗，与马其顿握手言和。与往常一样，“成功”成为了历史成就的衡量标准，而学者们心安理得地发现，在德摩斯梯尼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着竞争对手，德摩斯梯尼的这些竞争对手像现代的教授们一样具有远见。[5]
1707465731
1707465732
批评者们走得太远了。[6] 是时候修正德摩斯梯尼的全貌了。对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和伊索克拉底等人物的传统评价的激进重估如此乖谬，以至于在心理学上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和自然感情。除此之外，自德罗伊森发现希腊化世界以来，我们对公元前四世纪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不是从政治开始的，［265］而是从投在那个批判时期的智力运动之上的新光亮开始的——这种新光亮显示了政治运动如何与希腊思想和希腊文化的发展大势紧密相连。可以这么说，此前似乎被封闭在水密空间里的世界——如政治史和哲学、新闻业和修辞学——现在都被看作一个单一有机体活的成员，在民族的生活过程中各得其所。我们现在能够给修昔底德发现的历史必然性概念[7] 作出比之前更为宽泛的解释了，尤其是在政治史方面。现在看来，仅仅根据其个人品格及其在实际政治中的成功，来判断像德摩斯梯尼这样一种在希腊城市国家的衰落中出现的历史现象，看起来是一种粗俗的理性主义。德摩斯梯尼对推动时代的历史力量的抗拒，无非是一种超个人法则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顽强地凭此法则来保持由其自身建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类型，这种超个人的法则建立在其自身的自然禀性之上，并为历史中的最高成就负责。
1707465733
1707465734
自荷马以迄亚历山大的所有世纪，希腊历史中的基本事实就是城市国家，这种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式早就得到了确定，且从未被完全抛弃过。[8] 希腊景观中形形色色的城市国家展现了希腊民族所拥有的全部内外生活的丰富可能性。即使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自觉到在精神上他们是一个民族之后，在小规模的政治单元组合成较大规模的联盟之时，城市国家的独立存在也仍然是民族主义新潮流或迟或早都注定要止步于此的边界。一些城市国家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存在的问题，自从被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帝国——它将雅典的盟邦压服为隶属——粗暴地推到一边之后，就一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人接过希腊世界的领导权之后，他们不得不将其霸权建立在对个体国家的自治的正式承诺之上。希腊城市在科林斯战争中反抗斯巴达领主的第一次大叛乱之后，它们的独立自主在安塔基达斯（Antalcidas）和约中得到了郑重其事的承诺。[9] 不管怎样，所有希腊城市国家都应当独立自主的公理也适用于斯巴达本身。［266］这意味着，要想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下组建一个联盟来反抗斯巴达的统治也将非常困难；但当斯巴达自己收紧缰绳，并侵犯独立城邦的自由时，结果就是斯巴达霸权的衰落。自此之后，就从未有一个单独的希腊城邦设法要求对其他国家的一种决定性的统治权力。换句话说，与我们实际 放弃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而选择任何一种更综合的国家形式相比，要希腊人放弃城邦的独立性甚至更为艰难。
1707465735
1707465736
德摩斯梯尼的青年时代恰在雅典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性失败中恢复元气之时。[10] 体现在柏拉图身上的时代的哲学精神，正全神贯注于国家及其道德重建的问题，当时的雅典正一步一步摆脱自己的弱点，走向一场自由运动——这一运动让她得以从容运筹，逐步恢复其力量。修昔底德的预言，即权力的变迁会产生一种同情的转移，也得到了及时的实现。在底比斯和科林斯这两个斯巴达前盟友的支持下，雅典缓慢地重新获得了她在希腊城邦中的地位，在波斯的资助下，雅典重新修建了她在战争中被迫摧毁的要塞和城墙。然后是雅典复原的第二阶段。底比斯对斯巴达的背叛给了雅典建立第二次海上同盟的机会；通过避免采取使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分崩离析的霸道政策，她的政治头脑足以让她将其盟友紧紧地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同盟的领导者是一些出类拔萃的战士和政治家，如提谟修斯、卡布里亚斯（Chabrias）、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和卡里斯特拉图（Callistratus）。就在同盟建立不久，雅典就勇敢地、竭诚地与底比斯并肩战斗，在七年战争中对抗斯巴达，这场战争以公元前371年的和平条约而成功结束。从而，雅典无可争议的制海权得到了保证，而新同盟最终也通过国际协议而得以合法化。[11]
1707465737
1707465738
雅典的年轻人，沉迷于哲学研究者，或徒然把时间消磨于冒险和体育运动者，都被卷入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历史的洪流似乎正在再次将雅典带向希腊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与那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和崩溃等问题上挣扎的年轻人相比，［267］他们属于不同的一代；柏拉图曾写下《高尔吉亚》，呼吁为他们而战；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他们曾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创建者。[12] 后来，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将明哲之人描述为越来越与世隔绝，退隐到对数学和天文学的沉思之中的人，描述为对各种政治活动都抱怀疑态度，对世事不闻不问的人。[13] 不过，更年轻的一代则被卷入到了政治的漩涡中，而将柏拉图式的那种纯研究生活留给了来自小城镇和边境国家的移民——比如亚里士多德、色诺克拉底、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和奥普斯的菲利普。[14] 伊索克拉底的学校不像柏拉图的学园，前者培养了一批积极进取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是伊索克拉底的朋友和得意门生提谟休斯，他是战士和政治家，指挥新的海上同盟。尽管如此，更年轻的一代人从政党政治、法庭讲话，以及向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中得到了真正的训练。当德摩斯梯尼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私人教师就偷偷将他带到法庭之上，聆听卡里斯特拉图的伟大演说，在这次为奥罗普斯案（Oropian case）而进行的辩护演说中，卡里斯特拉图再次使自己起死回生，免遭毁灭；德摩斯梯尼深为折服，立志要苦练演说，成为卡里斯特拉图那样的政治家。[15]
170746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