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65784 多年之前，德摩斯梯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一对比再次说清楚了现在的雅典人是否真的是一个堕落的种族，不配与他们的祖先同名。[92] 不过，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人种学家，只对事实感兴趣。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他自然是一位教师 ，也必然是一位教师 ，他意识到了他必须承担的教育责任。他不相信雅典的品质正在退化，尽管其绝大多数症状看起来令人不快。［286］他绝不会忍受自己去做柏拉图所做的事——对雅典城邦掉头不顾，闭门自守，就像对一个病入膏肓的垂死病人一样。[93] 现在，城邦的行为已经变得碌碌无为，不足称道；想必城邦的精神也必是猥琐不堪？怎么还能有奇思妙想和干云豪气？当伊索克拉底将现在与往昔对比时，他只得出一个结论——过去已逝，昔日不再，直到永远；但德摩斯梯尼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家，只要他这座堡垒的一堵孤墙依然屹立可守，就不能持这样的观点。[94] 他只是将雅典昔日的壮举作为激励来唤起当代人的每一分力量。[95] 不过，当他抚今追昔、以古类今时，他不仅得出他那个时代的雅典人应该 配得上祖先的结论，他还认为他们必须 配得上祖先。[96] 无论阻隔今日与往昔的鸿沟有多宽多深，除非抛弃自我，否则雅典便不再成其为雅典，她终究不能断绝与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是伟大而悠久，该悠久而伟大之历史，在该民族的衰落过程中，就越可能成为其人民之命运，他们在逃避其义务——即使这种义务根本就无法完成——方面的无能为力，就越具有悲剧性。[97] 当然，德摩斯梯尼并非有意自欺欺人，不负责任地带领雅典人民去做一场凶险的冒险。然而，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前急迫的情势——对于这一点，他比任何其他政客都看得更清楚——真的允许他或任何其他人去实践那种被人们称之为“可能性的艺术”的政治吗？德摩斯梯尼是一个比绝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要务实得多的政客。但是，在务实的政客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之间，当涉及到正义和道德责任时，对于以雅典的整体生存为赌注去冒险，并要求她以其有限的力量去做不可能之事是否正当这一根本问题，他心里必定有一场热烈的辩论。当他真的要求她孤注一掷时，他不是在为一个九死一生的希望做一种狂妄的浪漫的申辩。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一场遭遇致命危险的危机中，一个民族，比一个个人，更能做出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程度，端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场危机的危险性，又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希望活下去。这是即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无法预测的自然之奥秘。做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他会说真正的政治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287］且发现要想拒绝这样一场赌博极其容易——这不是一场他们必须要以对国家的信任、对国家的力量的信念、对命运的必然性的认识而被迫进行的赌博。值此存亡危急之秋，把城市国家的英雄主义理想表达得慷慨激昂且淋漓尽致的，是德摩斯梯尼。看看他的雕像的那张脸，忧心忡忡而若有所思，满怀关切而眉头紧锁。很容易看出，他生来就不是狄俄墨得斯（Diomede）那样的坚定分子，也不是阿喀琉斯那样的骑士；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这肯定使他的战斗更加高贵，因为他对自己更为敏锐的天性和更为敏感的个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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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86 德摩斯梯尼无法拒绝挑战。他接受了挑战，并充分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修昔底德曾经说过，只有当雅典人搞清楚面临的危险时，他们才会面对危险，而其他人，在他们颟顸无知时就会铤而走险。[98] 德摩斯梯尼遵循修昔底德的原则。他警告雅典人，这场战争不会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只限于允许入侵的敌人进入阿提卡，她只要躲在城墙后面看着这个敌人即可。从那时之后，战术有了改善。如果雅典坐等敌人越过边境，她就会浪费她的精力。[99] 这就是为什么德摩斯梯尼拒绝“等等看”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仅呼吁希腊人，还呼吁波斯人小心唇亡齿寒；由于一旦马其顿人征服希腊，马上就会长驱直入推翻波斯帝国，所以，波斯对希腊命运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分明是鼠目寸光、愚不可及。德摩斯梯尼以为，他的政治家式的强大推理足以使波斯国王认识到，如果腓力击败了希腊人，对波斯来说，必将到来的是什么。[100] 如果德摩斯梯尼亲往亚洲，也许事情真会如此。不过，他的使节显然无法打破波斯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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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88 德摩斯梯尼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问题。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雅典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他很清楚地知道，绝对不能让这种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干扰雅典的生死存亡之战，如果真受到干扰，就会严重削弱社会各方的努力。《反腓力辞》四是他试图填平这一鸿沟的一篇演说，至少是想找到某种折中之道来抚平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满和敌意。这要求双方都作出让步和牺牲，[101] 并表明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如何紧紧依赖于人们保卫自己反抗侵略者的意志。［288］也许，德摩斯梯尼成功的最好证据就是全体雅典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所体现的自我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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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0 这场冲突以希腊人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38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希腊城市国家永失自由和独立。即使在他们联合起来最后一次为自由而战时，原来的希腊城邦也不能抵御马其顿王腓力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了。在腓力突然被刺暴毙后，其继承者亚历山大横扫亚洲，在波斯疆域的废墟上建立起了马其顿帝国，现在，希腊人的历史就融入到了马其顿帝国的历史之中。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未来［希腊化世界］向希腊的殖民开拓、科学传播和商业贸易敞开了大门；在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之后，当帝国分裂为继承者们的几大君主国时，其余的领域也向希腊人打开了。不过，在政治上，原来的希腊已经寿终正寝。伊索克拉底的梦想——即全体希腊人联合起来，在马其顿的领导下，发动一场针对希腊世仇波斯的民族战争——真的如愿以偿了。死亡使伊索克拉底不必为知道以下事实而悲伤：一个失去其独立和自由的民族对一个假想敌的胜利，并不真的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提升；而外在强加的联合也并不能真正解决政治分裂的问题。在亚历山大远征期间，每一个真正的希腊人都宁愿听到这位新的阿喀琉斯的死讯，也不愿意向像神灵一般的他祈祷。看到所有希腊爱国者都那么狂热地等待他死亡的消息传来，多少次都大失所望，又是如何根据虚假的消息发动过早的反叛，真是令人悲哀之至！马其顿的部队对他们的反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而德摩斯梯尼，因为相信他和希腊人都已经山穷水尽、无可指望，终于在马其顿的追捕中饮下藏于鹅毛笔管中的毒药，倒在了波塞冬神庙的祭坛边，在死亡中找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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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2 然而，如果希腊人在亚历山大之死后真的成功地摆脱了马其顿的锁链，又能发生什么呢？即使他们赢得胜利，无论是在希腊之内，还是在希腊之外，他们都没有政治前途。城邦的历史生命已经寿终正寝，没有任何新的人为组织可以代替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希腊城邦的发展是一种错误。事实是，尽管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但在政治 上，希腊人没有办法培养他们的民族感，［289］只有政治意义上 的民族感才能使他们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宣告，如果希腊人联合起来，他们就能统治全世界。[102] 不过，这种观念只有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才能进入希腊人的头脑。一次，只有一次，在波斯战争之后，在德摩斯梯尼为城邦的独立自主而最后一搏时，希腊人的民族感才在共同抵御外敌时升起并采取真正的政治行动。在那一刻，当城邦最后一次积聚其衰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生命和理想时，它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中得到了永恒。备受尊崇而又被肆意滥用的政治演说——它与其所坚持的理想不可分割——的力量再次在这些演说中达到了最高的意义和价值；然后就化为乌有了；它的最后一次伟大战斗是德摩斯梯尼的精彩演说《金冠辩》，这篇演说无关乎实际政治，而是涉及对一个曾经在关键时期领导雅典的人的个人品格的历史判断。看到德摩斯梯尼几乎以最后一口气仍然为其理想而战，真是令人惊叹。将德摩斯梯尼的此次演说理解为在历史的手指已经作出最后裁决并继续前进之后的最后辩驳，是错误的。不过，他原来的敌人都从老鼠洞里爬出来，纷纷试图以历史的名义对他作出最后的判决。他不得不最后一次挺身而出，告诉雅典人，从他一开始涉足政治时，他想要做什么，以及他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在阅读《反腓力辞》时所看到的艰苦斗争——沉重的过去，日益增长的危险，艰难的决断——作为完成了其注定结局的历史再次一起涌到眼前。当德摩斯梯尼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辩护时，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告诫雅典人，除了他们的光荣历史要求他们做的决定之外，不要认为他们做了任何其他决定。雅典的光荣再次通过他的话语闪耀出光芒，并在一曲尽管苦涩但仍然和谐的乐曲中落下帷幕。[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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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4 [1] 克里蒙梭（Georges Clémenceau），《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s ），Paris，1926。关于德摩斯梯尼声名的盛衰，以及不同世纪对其品格的不同评价，参见亚当斯（Charles Darwin Adams），《德摩斯梯尼及其影响》（Demosthenes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1927，“我们欠希腊和罗马的恩情”系列。亚当斯很好地表明了十八世纪的民主党人如何崇拜德摩斯梯尼，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又是如何鄙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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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6 [2] 德雷鲁普（Engelbert Drerup），《一个古代律师的共和国》（Aus einer alten Advokatenrepublik ），Paderborn，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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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798 [3] 实际上，这始于德罗伊森青年时代的杰出著作《亚历山大大帝史》（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第一版，1833），但关于这一主题的伟大著作是他的《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第一版，1836）。关于德摩斯梯尼的正统观点，最具学术性的辩护者是沙费尔（Arnold Schaefer），参见其《德摩斯梯尼及其时代》（Demosthenes und seine Zeit ，三卷本，Leipzig，1856。译注：德罗伊森（1808—188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其著作《亚历山大大帝史》的方法启发了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思想，也把权力和成功理想化了，所以下文说：“成功”成了历史成就的衡量标准。德罗伊森接着出版了《希腊化史》，希腊化世界的发现使得德摩斯梯尼对城邦独立性的坚持显得“渺小且充满局限”（本卷第328页）。不过，耶格尔认为，这种由于视角转换而造成的负面评价有失公允，德摩斯梯尼“对推动时代的历史力量的抗拒，无非是一种超个人法则的实现”（本卷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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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0 [4] 这大致上是诸如贝洛赫和迈耶尔这些研究古典文明的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威尔肯（Wilcken）和贝尔弗（Berve）的意见要温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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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2 [5] 德雷鲁普，《古人眼中的德摩斯梯尼》（Demlosthenes im Urteil des Altertums ），Würzburg，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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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4 [6] 英国现代历史学派部分受到德罗伊森和贝洛赫的影响；但最近有一些人反对他们对德摩斯梯尼的谴责，例如坎布里奇（Dr. Pickard-Cambridge）。另可参见格罗兹（Glotz）关于希腊历史的杰出法语著作，以及克罗奇（P. Cloché）的传记《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s ，Paris，1937）。还有一本特里夫斯（P. Treves）撰写的妙趣横生的小册子，名叫《德摩斯梯尼和自由希腊》（Demostene e la libertà greca ，Bari，1933）。在本章中，我不得不经常回到本人在《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Berkeley，1938）一书中所运用的论点，在该书中，这些论点得到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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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6 [7]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译注：此前希腊世界的政治史皆为城邦世界的政治史，故其历史必然性固然也是城邦政治中的必然性；现在，随着希腊化世界对城邦世界的取代，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自当有了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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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08 [8] 关于这一主题的更早著作，尤须注意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其《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一书中对古代城市国家的生动再现，该书反映了作者在其祖国巴塞尔（Basle）的亲身体会；须注意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的那本著名但也非常图式化的著作《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 ）。关于古代城市的最新著作是格罗兹（Glotz）的《希腊城市》（La cité grecque ，Paris，1928），该书主要从外在的视角讨论了城市国家，集中论述其经济、政治和制度。另一方面，在本书中，我也试图从城市国家的历史内部来看问题，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进程，借由这一进程，城市国家创建了适合于其自身的道德和智力形式。参见本书第一卷，尤其是讨论斯巴达、宪政城邦和梭伦的那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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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0 [9] 色诺芬，《希腊史》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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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2 [10] 这一事实在德摩斯梯尼后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21页，“雅典的恢复”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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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4 [11] 色诺芬，《希腊史》6.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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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6 [12] 关于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对以往雅典政治家的尖锐批评，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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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18 [13] 柏拉图，《泰阿泰德》173d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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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20 [14] 在《王制》496b中，柏拉图指出，哲学家很少来自那些政治生活氛围浓厚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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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22 [15] 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传》5。译注：卡里斯特拉图，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391年，他曾起诉提议与斯巴达缔结和约的众使节。公元前378年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雅典与底比斯共同抵抗斯巴达）成立时，他被推举为将军，并统筹同盟的财政。然而，底比斯的崛起却使他主张与斯巴达议和。公元前366年，底比斯占领奥罗普斯（Oropus），他被起诉，他在这次演说中成功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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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24 [16] 参见约斯特（K. Jost），《至德摩斯梯尼的阿提卡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中的“先祖”的范例和典范》（Das Beispiel und Vorbild der Vorfahren bei den attischen Rednern und Geschichtschreibern bis Demosthenes ），Paderbor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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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26 [17] 关于伊索克拉底将道德假设运用于政治，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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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28 [18] 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传》6；托名普鲁塔克，《十大演说家传》（vit.decem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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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30 [19]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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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5832 [20] 想要理解德摩斯梯尼的演说的“形式”，阅读布拉斯（F. Blass）的《阿提卡雄辩术史》（Geschichte der attischen Beredsamkeit ）第三卷的第一部分至关重要。关于其政治演说的风格类型的起源和发展，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中对几篇演说的修辞学批评。伊索克拉底曾在德摩斯梯尼之前以实际演说的形式出版了一些政治小册子，为德摩斯梯尼树立了模仿的榜样，但他的演说不只是如现代批评家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文学虚构。与伊索克拉底“演说”单调乏味的书面散文不同，他写得很有风格，这种风格能引起激烈的政治争论，但提升到了一种更高的趣味和形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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