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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冲突以希腊人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38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希腊城市国家永失自由和独立。即使在他们联合起来最后一次为自由而战时，原来的希腊城邦也不能抵御马其顿王腓力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了。在腓力突然被刺暴毙后，其继承者亚历山大横扫亚洲，在波斯疆域的废墟上建立起了马其顿帝国，现在，希腊人的历史就融入到了马其顿帝国的历史之中。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未来［希腊化世界］向希腊的殖民开拓、科学传播和商业贸易敞开了大门；在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之后，当帝国分裂为继承者们的几大君主国时，其余的领域也向希腊人打开了。不过，在政治上，原来的希腊已经寿终正寝。伊索克拉底的梦想——即全体希腊人联合起来，在马其顿的领导下，发动一场针对希腊世仇波斯的民族战争——真的如愿以偿了。死亡使伊索克拉底不必为知道以下事实而悲伤：一个失去其独立和自由的民族对一个假想敌的胜利，并不真的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提升；而外在强加的联合也并不能真正解决政治分裂的问题。在亚历山大远征期间，每一个真正的希腊人都宁愿听到这位新的阿喀琉斯的死讯，也不愿意向像神灵一般的他祈祷。看到所有希腊爱国者都那么狂热地等待他死亡的消息传来，多少次都大失所望，又是如何根据虚假的消息发动过早的反叛，真是令人悲哀之至！马其顿的部队对他们的反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而德摩斯梯尼，因为相信他和希腊人都已经山穷水尽、无可指望，终于在马其顿的追捕中饮下藏于鹅毛笔管中的毒药，倒在了波塞冬神庙的祭坛边，在死亡中找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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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希腊人在亚历山大之死后真的成功地摆脱了马其顿的锁链，又能发生什么呢？即使他们赢得胜利，无论是在希腊之内，还是在希腊之外，他们都没有政治前途。城邦的历史生命已经寿终正寝，没有任何新的人为组织可以代替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希腊城邦的发展是一种错误。事实是，尽管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但在政治 上，希腊人没有办法培养他们的民族感，［289］只有政治意义上 的民族感才能使他们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宣告，如果希腊人联合起来，他们就能统治全世界。[102] 不过，这种观念只有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才能进入希腊人的头脑。一次，只有一次，在波斯战争之后，在德摩斯梯尼为城邦的独立自主而最后一搏时，希腊人的民族感才在共同抵御外敌时升起并采取真正的政治行动。在那一刻，当城邦最后一次积聚其衰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生命和理想时，它在德摩斯梯尼的演说中得到了永恒。备受尊崇而又被肆意滥用的政治演说——它与其所坚持的理想不可分割——的力量再次在这些演说中达到了最高的意义和价值；然后就化为乌有了；它的最后一次伟大战斗是德摩斯梯尼的精彩演说《金冠辩》，这篇演说无关乎实际政治，而是涉及对一个曾经在关键时期领导雅典的人的个人品格的历史判断。看到德摩斯梯尼几乎以最后一口气仍然为其理想而战，真是令人惊叹。将德摩斯梯尼的此次演说理解为在历史的手指已经作出最后裁决并继续前进之后的最后辩驳，是错误的。不过，他原来的敌人都从老鼠洞里爬出来，纷纷试图以历史的名义对他作出最后的判决。他不得不最后一次挺身而出，告诉雅典人，从他一开始涉足政治时，他想要做什么，以及他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在阅读《反腓力辞》时所看到的艰苦斗争——沉重的过去，日益增长的危险，艰难的决断——作为完成了其注定结局的历史再次一起涌到眼前。当德摩斯梯尼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辩护时，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告诫雅典人，除了他们的光荣历史要求他们做的决定之外，不要认为他们做了任何其他决定。雅典的光荣再次通过他的话语闪耀出光芒，并在一曲尽管苦涩但仍然和谐的乐曲中落下帷幕。[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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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里蒙梭（Georges Clémenceau），《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s ），Paris，1926。关于德摩斯梯尼声名的盛衰，以及不同世纪对其品格的不同评价，参见亚当斯（Charles Darwin Adams），《德摩斯梯尼及其影响》（Demosthenes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1927，“我们欠希腊和罗马的恩情”系列。亚当斯很好地表明了十八世纪的民主党人如何崇拜德摩斯梯尼，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又是如何鄙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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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雷鲁普（Engelbert Drerup），《一个古代律师的共和国》（Aus einer alten Advokatenrepublik ），Paderborn，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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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上，这始于德罗伊森青年时代的杰出著作《亚历山大大帝史》（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第一版，1833），但关于这一主题的伟大著作是他的《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第一版，1836）。关于德摩斯梯尼的正统观点，最具学术性的辩护者是沙费尔（Arnold Schaefer），参见其《德摩斯梯尼及其时代》（Demosthenes und seine Zeit ，三卷本，Leipzig，1856。译注：德罗伊森（1808—188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其著作《亚历山大大帝史》的方法启发了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思想，也把权力和成功理想化了，所以下文说：“成功”成了历史成就的衡量标准。德罗伊森接着出版了《希腊化史》，希腊化世界的发现使得德摩斯梯尼对城邦独立性的坚持显得“渺小且充满局限”（本卷第328页）。不过，耶格尔认为，这种由于视角转换而造成的负面评价有失公允，德摩斯梯尼“对推动时代的历史力量的抗拒，无非是一种超个人法则的实现”（本卷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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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大致上是诸如贝洛赫和迈耶尔这些研究古典文明的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威尔肯（Wilcken）和贝尔弗（Berve）的意见要温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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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雷鲁普，《古人眼中的德摩斯梯尼》（Demlosthenes im Urteil des Altertums ），Würzburg，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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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国现代历史学派部分受到德罗伊森和贝洛赫的影响；但最近有一些人反对他们对德摩斯梯尼的谴责，例如坎布里奇（Dr. Pickard-Cambridge）。另可参见格罗兹（Glotz）关于希腊历史的杰出法语著作，以及克罗奇（P. Cloché）的传记《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s ，Paris，1937）。还有一本特里夫斯（P. Treves）撰写的妙趣横生的小册子，名叫《德摩斯梯尼和自由希腊》（Demostene e la libertà greca ，Bari，1933）。在本章中，我不得不经常回到本人在《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Berkeley，1938）一书中所运用的论点，在该书中，这些论点得到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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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译注：此前希腊世界的政治史皆为城邦世界的政治史，故其历史必然性固然也是城邦政治中的必然性；现在，随着希腊化世界对城邦世界的取代，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自当有了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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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这一主题的更早著作，尤须注意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其《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一书中对古代城市国家的生动再现，该书反映了作者在其祖国巴塞尔（Basle）的亲身体会；须注意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的那本著名但也非常图式化的著作《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 ）。关于古代城市的最新著作是格罗兹（Glotz）的《希腊城市》（La cité grecque ，Paris，1928），该书主要从外在的视角讨论了城市国家，集中论述其经济、政治和制度。另一方面，在本书中，我也试图从城市国家的历史内部来看问题，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进程，借由这一进程，城市国家创建了适合于其自身的道德和智力形式。参见本书第一卷，尤其是讨论斯巴达、宪政城邦和梭伦的那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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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色诺芬，《希腊史》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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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一事实在德摩斯梯尼后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21页，“雅典的恢复”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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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色诺芬，《希腊史》6.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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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对以往雅典政治家的尖锐批评，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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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柏拉图，《泰阿泰德》173d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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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王制》496b中，柏拉图指出，哲学家很少来自那些政治生活氛围浓厚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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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传》5。译注：卡里斯特拉图，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391年，他曾起诉提议与斯巴达缔结和约的众使节。公元前378年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雅典与底比斯共同抵抗斯巴达）成立时，他被推举为将军，并统筹同盟的财政。然而，底比斯的崛起却使他主张与斯巴达议和。公元前366年，底比斯占领奥罗普斯（Oropus），他被起诉，他在这次演说中成功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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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约斯特（K. Jost），《至德摩斯梯尼的阿提卡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中的“先祖”的范例和典范》（Das Beispiel und Vorbild der Vorfahren bei den attischen Rednern und Geschichtschreibern bis Demosthenes ），Paderbor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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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伊索克拉底将道德假设运用于政治，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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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传》6；托名普鲁塔克，《十大演说家传》（vit.decem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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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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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想要理解德摩斯梯尼的演说的“形式”，阅读布拉斯（F. Blass）的《阿提卡雄辩术史》（Geschichte der attischen Beredsamkeit ）第三卷的第一部分至关重要。关于其政治演说的风格类型的起源和发展，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中对几篇演说的修辞学批评。伊索克拉底曾在德摩斯梯尼之前以实际演说的形式出版了一些政治小册子，为德摩斯梯尼树立了模仿的榜样，但他的演说不只是如现代批评家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文学虚构。与伊索克拉底“演说”单调乏味的书面散文不同，他写得很有风格，这种风格能引起激烈的政治争论，但提升到了一种更高的趣味和形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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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色诺芬，《希腊史》6.3.10及以下。关于卡里斯特拉图保持权力平衡的方针，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42页及以下。在该书第87、88、106、218页，本人曾指出这一方针作为德摩斯梯尼自己处理希腊国际关系的方法的模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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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伊巴密浓达为底比斯赢得海上霸权的计划，及其诱骗雅典盟邦的企图，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42、82、113页：他想“把雅典卫城的山门移到卡德米亚（Cad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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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伊索克拉底《论和平》的设想和倾向，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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