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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法义》9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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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法义》966b4： ［关于一切值得认真对待之事］。这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中对其新“政治技艺”的描述：“关于人类最高事务的知识”。在《法义》中，统治者的教育的主题正是这样的知识，而不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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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法义》966c；7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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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王制》484c—d；参见505a：“最高的研究（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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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作为“万物的尺度”的神（参见本卷此处 ）被等同于“一（ ）”，在962d和963b4中，柏拉图将其表述为城邦统治者的辩证法教育的科目。因此，立法者是与《王制》中的统治者一样的哲学家；他们学习的最高阶段是相同的，那就是神学。《法义》中的“一”与《王制》中的“善［好］的型”是同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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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知识的形成与教育》（Die Formen des Wissens und die Bildung ），Bonn，1925，第3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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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法义》96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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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关于对这些事实的陈述和评价，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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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法义》967d。“如果没有从这两个源泉流出的关于神的知识，任何一个必有一死的凡人都不可能成为坚定的敬神者”，参见《法义》966d。《法义》的结束实现了开始时的承诺：在《法义》643a中，这种教育在预期中被描述为通往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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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一章 德摩斯梯尼：城邦的垂死挣扎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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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自德摩斯梯尼在文艺复兴中复活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他是他的第一位现代编辑者所称的“希腊人自由意识的唤醒者”、“反抗马其顿压迫的雄辩卫士”。当拿破仑的铁蹄重重地压在欧洲之上时，为了增强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德国语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费里德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Jacobs）翻译了他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法国政治家克里蒙梭仓促撰写了一本关于德摩斯梯尼的书，该书激情飞扬，充满法式华丽辞藻，针对当代德国的马其顿人（German Macedonians），警告巴黎的雅典人（Athenians of Paris）不要让他们的精致和优雅把他们变得像艺术家和食利者一样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没有足够的生命意志和足够的生命力去抵抗野蛮的敌人。[1] 在拉丁文明中，该书以德摩斯梯尼本人的全部修辞技巧，确立了对一个早已灰飞烟灭的爱国者的新崇拜，古典主义的古老火焰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德摩斯梯尼的祭坛上燃烧起来。不过，就在不久之前，一位德国学者撰写了另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标题充满了轻蔑：Aus einer alten Advokatenrepublik——“一个古代律师的共和国”。一个世纪以来，古典主义者对这位杰出演说家和伟大鼓动者（学院修辞学将其奉为修辞学［雄辩术］的圣手）的崇拜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这部著作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总结，并旨在一劳永逸地摧毁德摩斯梯尼的盛誉。[2] 当然，该书只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它极具煽动性，对每一个事实都进行了最苛刻的解释，以便将事实歪曲为一幅漫画。不过，早在一百多年前，历史学家们就形成了对“历史”的一种新态度，在历史学家们对德摩斯梯尼的评价所走过的道路上，这部著作只是这条道路上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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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学领域，这种新的历史态度的第一位伟大代表尼布尔（Niebuhr），是德摩斯梯尼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264］但他对德摩斯梯尼的事业和方针的激烈批评则始于德罗伊森（Droysen），始于德罗伊森对希腊化世界的划时代发现。[3] 迄今为止，随着希腊人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失去了城市国家的政治自由，希腊历史总是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德摩斯梯尼一直扮演着希腊最后的政治家的角色，站在古希腊的坟墓前发表他的葬礼演说。但是，现在，帷幕突然拉开，展现出一出伟大的新喜剧——一个希腊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统治世界的时代，一个始于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帝国的征服的时代。视角转换了，希腊文明内外两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发展，它变成了某种世界性的东西，某种普遍的东西。随着衡量尺度的变化，德摩斯梯尼的伟大之处似乎一下子变得渺小且充满局限。他似乎属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愚蠢地为其自以为是的重要性所欺骗，并存活于一个错误的时代之中——存活于对其祖先光辉灿烂的修辞学［雄辩术］记忆之中。[4] 事情看来似乎是这样：尽管德摩斯梯尼和他的同时代人自身也归属于逝去的时代，但他们仍然试图在自己的时代继承和发扬父辈们的英雄业绩。他的批评者们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刻薄。他们从抛弃他的政治标准开始——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一直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政治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他的同时代人做过他那个时代的相关历史记录。然后，在质疑他的政治家身份之后，他们接着考察并谴责他的道德品格。与此同时，他的对手伊索克拉底和埃斯基涅斯日渐受到尊重，因为他们放弃了对雅典在未来某个恰当时候东山再起的希望，并建议同胞们放弃战斗，与马其顿握手言和。与往常一样，“成功”成为了历史成就的衡量标准，而学者们心安理得地发现，在德摩斯梯尼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着竞争对手，德摩斯梯尼的这些竞争对手像现代的教授们一样具有远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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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们走得太远了。[6] 是时候修正德摩斯梯尼的全貌了。对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和伊索克拉底等人物的传统评价的激进重估如此乖谬，以至于在心理学上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和自然感情。除此之外，自德罗伊森发现希腊化世界以来，我们对公元前四世纪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不是从政治开始的，［265］而是从投在那个批判时期的智力运动之上的新光亮开始的——这种新光亮显示了政治运动如何与希腊思想和希腊文化的发展大势紧密相连。可以这么说，此前似乎被封闭在水密空间里的世界——如政治史和哲学、新闻业和修辞学——现在都被看作一个单一有机体活的成员，在民族的生活过程中各得其所。我们现在能够给修昔底德发现的历史必然性概念[7] 作出比之前更为宽泛的解释了，尤其是在政治史方面。现在看来，仅仅根据其个人品格及其在实际政治中的成功，来判断像德摩斯梯尼这样一种在希腊城市国家的衰落中出现的历史现象，看起来是一种粗俗的理性主义。德摩斯梯尼对推动时代的历史力量的抗拒，无非是一种超个人法则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顽强地凭此法则来保持由其自身建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类型，这种超个人的法则建立在其自身的自然禀性之上，并为历史中的最高成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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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荷马以迄亚历山大的所有世纪，希腊历史中的基本事实就是城市国家，这种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式早就得到了确定，且从未被完全抛弃过。[8] 希腊景观中形形色色的城市国家展现了希腊民族所拥有的全部内外生活的丰富可能性。即使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自觉到在精神上他们是一个民族之后，在小规模的政治单元组合成较大规模的联盟之时，城市国家的独立存在也仍然是民族主义新潮流或迟或早都注定要止步于此的边界。一些城市国家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存在的问题，自从被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帝国——它将雅典的盟邦压服为隶属——粗暴地推到一边之后，就一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人接过希腊世界的领导权之后，他们不得不将其霸权建立在对个体国家的自治的正式承诺之上。希腊城市在科林斯战争中反抗斯巴达领主的第一次大叛乱之后，它们的独立自主在安塔基达斯（Antalcidas）和约中得到了郑重其事的承诺。[9] 不管怎样，所有希腊城市国家都应当独立自主的公理也适用于斯巴达本身。［266］这意味着，要想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下组建一个联盟来反抗斯巴达的统治也将非常困难；但当斯巴达自己收紧缰绳，并侵犯独立城邦的自由时，结果就是斯巴达霸权的衰落。自此之后，就从未有一个单独的希腊城邦设法要求对其他国家的一种决定性的统治权力。换句话说，与我们实际 放弃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而选择任何一种更综合的国家形式相比，要希腊人放弃城邦的独立性甚至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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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摩斯梯尼的青年时代恰在雅典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性失败中恢复元气之时。[10] 体现在柏拉图身上的时代的哲学精神，正全神贯注于国家及其道德重建的问题，当时的雅典正一步一步摆脱自己的弱点，走向一场自由运动——这一运动让她得以从容运筹，逐步恢复其力量。修昔底德的预言，即权力的变迁会产生一种同情的转移，也得到了及时的实现。在底比斯和科林斯这两个斯巴达前盟友的支持下，雅典缓慢地重新获得了她在希腊城邦中的地位，在波斯的资助下，雅典重新修建了她在战争中被迫摧毁的要塞和城墙。然后是雅典复原的第二阶段。底比斯对斯巴达的背叛给了雅典建立第二次海上同盟的机会；通过避免采取使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分崩离析的霸道政策，她的政治头脑足以让她将其盟友紧紧地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同盟的领导者是一些出类拔萃的战士和政治家，如提谟修斯、卡布里亚斯（Chabrias）、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和卡里斯特拉图（Callistratus）。就在同盟建立不久，雅典就勇敢地、竭诚地与底比斯并肩战斗，在七年战争中对抗斯巴达，这场战争以公元前371年的和平条约而成功结束。从而，雅典无可争议的制海权得到了保证，而新同盟最终也通过国际协议而得以合法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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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年轻人，沉迷于哲学研究者，或徒然把时间消磨于冒险和体育运动者，都被卷入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历史的洪流似乎正在再次将雅典带向希腊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与那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和崩溃等问题上挣扎的年轻人相比，［267］他们属于不同的一代；柏拉图曾写下《高尔吉亚》，呼吁为他们而战；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他们曾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创建者。[12] 后来，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将明哲之人描述为越来越与世隔绝，退隐到对数学和天文学的沉思之中的人，描述为对各种政治活动都抱怀疑态度，对世事不闻不问的人。[13] 不过，更年轻的一代则被卷入到了政治的漩涡中，而将柏拉图式的那种纯研究生活留给了来自小城镇和边境国家的移民——比如亚里士多德、色诺克拉底、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和奥普斯的菲利普。[14] 伊索克拉底的学校不像柏拉图的学园，前者培养了一批积极进取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是伊索克拉底的朋友和得意门生提谟休斯，他是战士和政治家，指挥新的海上同盟。尽管如此，更年轻的一代人从政党政治、法庭讲话，以及向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中得到了真正的训练。当德摩斯梯尼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私人教师就偷偷将他带到法庭之上，聆听卡里斯特拉图的伟大演说，在这次为奥罗普斯案（Oropian case）而进行的辩护演说中，卡里斯特拉图再次使自己起死回生，免遭毁灭；德摩斯梯尼深为折服，立志要苦练演说，成为卡里斯特拉图那样的政治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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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极有可能实有其事的历史传闻，表明了新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显示了德摩斯梯尼的真正兴趣之所在，除了对被侵占的住所和财产的焦虑之外——这一焦虑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充满了他年仅十二岁时就发表的首次演说。事态的发展注定要将其塑造成政治家性格的人。他的人生道路是由那些伟人们决定的，他以他们为榜样，对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打造者们亦步亦趋。他毕生致力于在当世重现雅典往日的伟大和最高政治荣耀（柏拉图的哲学批评现在使她略显黯淡），致力于用昔日的理想为当前注入活力。[16] 眼看着昔日的辉煌零落成泥，战后一代必感极度痛苦，但这种痛苦不能徒然耗费而无所结果。战后一代在黑暗中挣扎着寻找雅典崩溃的原因，他们找到了某种知识，如果不想昔日重演，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话，这种知识决不可失。将这种冰冷而纯粹的知识注入雅典帝国主义令人陶醉的陈酒之中，是年轻一代的任务。这是他们适应新时代的唯一途径。新时代与公元前五世纪的区别，及其与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时期的区别，［268］是道德上的朝乾夕惕和政治上深刻反思的新精神。[17] 公元前四世纪的政治复兴运动如此理想化和文学化是非常自然的。在上个世纪没有置疑动力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这种新精神的任何容身之地。只有在雅典鼎盛时代的晚期（the Indian summer），在德摩斯梯尼的时代，政治演说才能发展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艺术形式。传说德摩斯梯尼在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演说家时如饥似渴地研究修昔底德，这一点非常切合事实。[18] 他不可能模仿伯利克里实际发表其政治演说时的风格——因为这些政治演说没有作为文学作品正式出版，也没有保存下来。实际上，修昔底德的演说辞是雅典伟大时代的政治演说唯一幸存的回声，就其艺术形式和智力形式的完美性，以及思想的丰富性而言，远在当今一切政治演说之上。[19] 只有德摩斯梯尼才能创造这样一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将口语的活泼和柔软与修昔底德演说的辩证深刻和审美高雅相结合，并在文学上再造修辞说服中的最基本要素，即演说者和听众之间的那种生动的情感互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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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摩斯梯尼聆听卡里斯特拉图的那场伟大演说十二年之后，当他自己登上讲坛时，时过境迁，当时的政治形势已面目全非。同盟战争已经结束。雅典再次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盟友。创建之初曾寄予如此厚望的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终究还是土崩瓦解了。绝大多数成员认为，随着斯巴达统治被推翻，同盟的功能已经完成。使命既成，也就没有什么内在的纽带再能将其维系在一起了。尽管同盟只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缔结胜利的和约之后才达到其最大范围，但它没有一个积极的利益共同体来确保其延续，这一点很快显露无遗；当财政紧缩迫使雅典，也即同盟的领导力量，重新采用针对其盟友的旧的霸权主义高压政策时，此前曾经颠覆雅典制海权的反叛精神再次抬头。不过，自公元前371年缔结和约以来，希腊政治中新的最重要的积极因素，是底比斯在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领导下的意外崛起。［269］底比斯的崛起带来了一组全新的力量。一开始，雅典站在底比斯一边抗击斯巴达，但在公元前371年的和约中，为了获取战争的利益，她就与底比斯分道扬镳了。不过，就在雅典与斯巴达缔结独立的和约，且凭这一对斯巴达的让步，获得斯巴达对其海上同盟的承认之后，斯巴达的陆上力量还是在留克特拉之役中被伊巴密浓达领导的底比斯彻底击败了。这一胜利将底比斯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迫使斯巴达在希腊政治力量中屈居第二。在此特定关头，卡里斯特拉图这位雅典的首要政治家，急速改变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与斯巴达公开结盟，以平衡底比斯这一昔日盟友的新兴力量。一个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这就是“力量的平衡”。这是一个主导其后十年雅典政治的新理念，它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希腊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这是卡里斯特拉图这位政治家的创造，他甚至在和平谈判期间就提议与底比斯决裂，并迫使这一提议得以通过，尽管雅典国内存在着强大的亲底比斯势力以及对底比斯的强烈感情。[21] 另一方面，伊巴密浓达这位底比斯有史以来出现的唯一一位伟大政治家，在击败斯巴达之后，就着手解散伯罗奔尼撒同盟。他将美塞尼亚人和阿卡迪亚人从斯巴达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国家，各有一个核心政府。与其他小国一样，它们现在成了底比斯的附庸国。底比斯的这一手甚至使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也不保，只是因为雅典的军事支援才使自己免于彻底毁灭。如果伊巴密浓达没有在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中负伤身亡——曼提尼亚战役是底比斯对斯巴达的最后一场胜利，又如果他的强大对手卡里斯特拉图此后没有很快被推翻，那么在雅典迅速滑到底比斯的对立面之后，希腊的政治局面又会是何种轨迹呢？要想言明这一点是不可能的。[22] 自此之后，雅典和底比斯这两个敌对国家分别由能力较弱的人所领导，它们的力量很快衰落，它们之间的冲突得以平息。无论是雅典，还是底比斯，都不得不为自己对其盟邦的领导权而艰苦战斗，底比斯是对中希腊和色萨利的领导权，而雅典是对海上的控制权。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在德摩斯梯尼的时代仍然呼之欲出，在每一个细小的问题上暴露出来。不过，当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无可挽回地陷入解体时，这种敌意自然而然地变模糊了，［270］其后数年，雅典不得不面对内部的各种困难。这就是德摩斯梯尼以及他那一代人在公元前355年所继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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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垮台再次，也是最后一次，使雅典的政治前途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看起来，似乎伊索克拉底曾经在战争的黑暗时刻所做出的一个大胆提议中，也即在《论和平》这篇演说辞中，给出过唯一可能的答案。他公开建言，雅典最终应该放弃其一切帝国主义政策，放弃复兴前阿提卡帝国的一切企图，放弃第二次海上同盟不可避免地要重新使用的那种强权政治。[23] 他以一种高度功利的现实主义政治道德观来支持自己的这一提议。他说，摘取和平的桂冠，远比由得陇望蜀的贪欲——它内在于一切帝国主义政策之中——招致整个世界的仇恨更为有利，远比让国家暴露在可怕的危险中更为有利——在普遍被鄙视的政治煽动者和军事流氓的领导下，这种危险是无可避免的。同一时期，那位撰写了《论税收》一文的天才财经专家出于经济原因，也正在建议雅典改弦更张，调整国策。[24] 不过，无论雅典是出于基本原则的改变，还是因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采用新政策，她都注定要重启改革，集中精力解决财政危机，重建财政稳定，并在全世界面前恢复其国家信用（在“信用”一词的每一种意义上讲）。为重建在最后十年间落入激进民众之手的城邦政制，雅典的有产阶级必定在讨论更全面的对策。否则的话，伊索克拉底也不可能像他在《战神山议事会辞》这种小册子中所做的那样，胆敢公开提议组建一个更具权威的政府。雅典还远没有迈出这一步，但建议得以提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在只有他们才能挽救国家的绝望时期，上流社会感受到了何种力量和斗志。[25] 现在，他们中出现了一个声望卓著的反对派领袖。这就是厄布鲁斯（Eubulus），他的主要兴趣是经济和财政改革。更年轻的一代人中的最优秀的头脑，包括德摩斯梯尼本人在内，都追随他。[26] 德摩斯梯尼属于雅典的一个富裕家庭；对他来说，［271］加入这个具有类似的出身、教育和见解的圈子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雅典权力的复兴达到顶峰时，这些年轻人刚好初涉政坛。他们的最高志向就是全力以赴为国家服务。现在，当雅典处于其历史事业之最低谷时，他们不得不开始这一他们一直以来如此急切地盼望的事业了。为最崇高的理想所激励，他们一头投入到最悲观的现实中。他们塑造雅典未来的努力，最终必须承认和解决这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而告终，这是从一开始就摆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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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摩斯梯尼的个人生活经历使他很小就接触到法律。其父去世时给他留下一大笔钱，但其中大部分被他的监护人侵吞了。在他第一次代表自己作为一个演说者出现在法庭上之后，他就选择了法律顾问和“记事散文家”或演说辞写手作为自己的职业。[27] 在雅典，政治和法律-法庭之间的常规关系早已形成，因而某个人经由参与政治诉讼而开始其公共生活极为正常。因此，关于德摩斯梯尼的政治活动，我们拥有的首批文献就是他在抑郁期为国家大审判所作的演说辞。他没有自己发表这些演说，而是为别人撰写的演说辞。《诉安德罗提翁》（Against Androtion）、《诉提摩克拉底》（Against Timocrates）和《诉勒普提斯》（Against Reptines）都是相同政策的表达，它们都针对政治党派中的那些最脆弱人物，这些党派在灾难性的同盟战争期间掌管雅典，甚至在战争失败之后仍想方设法保持自身的权力。[28] 德摩斯梯尼是反对派最聪明、最危险的突击部队之一，这一点马上就一目了然了。这场争论的残酷，表明了反对派争夺权力时的悲苦心情。不过，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下述事实中看到德摩斯梯尼倾注了多少精力：尽管他主要是在为他人操刀，且在他人的指导下工作，但他仍然合乎逻辑地、有条不紊地、毅然决然地推进其目标。[29] 不过，他很快凭其自身的能力作为一个演说家脱颖而出。尤为重要的是，从一开始，他的兴趣就指向对外事务。看着这位未来政治家在首次亮相中崭露头角，实在令人兴奋不已。［272］我们可以看到，他以非凡的影响力和坚定的态度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处理雅典对外政策的决定性问题：因此，德摩斯梯尼早期为数不多的几篇演说辞全面展现了雅典在国际政治中的形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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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慢和艰辛的内部重建期间，雅典想要发展出一套充满活力而又富有成效的对外政策是不容易的。年轻的德摩斯梯尼能够以如此独立的思想和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处理每一个出现的政治问题，就显得更为非凡了。处于挫败和沮丧中的雅典在国际政治中完全消极被动、无能为力。不过，只有当时机自己呈现时——这个时代如此忙碌，充满了如此多的利益冲突，以至于这样的机会确实不时出现——德摩斯梯尼才能伺机介入。在这个问题上，必然会出现一种分歧，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分歧会变得越来越大。其中一种思潮——它在文学上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在政治上以富裕阶层的反对派领袖厄布鲁斯为代表——坚决主张，以雅典自保不暇的衰弱状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她都不应该与闻任何对外事务；他们相信，雅典唯一可能的前途在于，集中精力于谨慎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在其关于对外事务的首篇演说中，德摩斯梯尼对这种孤立主义态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31] 还有许多人呼吁对波斯入侵的威胁——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人们自己想像的——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关于这个问题，德摩斯梯尼以恰如其分的激烈语言和沉着自信的风格抨击了那些好战分子，这一点使厄布鲁斯派相当满意。他在表达不受欢迎的观点时的勇气必定引起了改革者们富于同情的关注，他们将他的见解作为自己反对庸俗情操和流行的陈词滥调的口号。不过，尽管他慎重地判断政治风险，但他内心仍然坚信雅典必须从目前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32] 因此，他必定很欢迎雅典能走出其难以忍受的孤立状态，并重获其声望和权力的每一个机会，只不过在对外政治中，这必须以一种温和、公正、但警惕的态度来实现。然而，无论德摩斯梯尼在朝着目标前进时多么小心翼翼，要想贯彻这一方针、利用自动呈现的历史时机而不冒一点风险，是不可能的。［273］两相对比，彻底孤立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们代表的是绝对安全的一方。即使在这一消极被动的时期，德摩斯梯尼在思想上仍然是积极进取的。他像一个急切的观众，跟踪政治竞技场中参战人员的搏斗，等待时机跃入拳台，并在政治竞赛中起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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