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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德摩斯梯尼论战性演说中的道德因素，将这些演说与修昔底德的历史中的那些文学性演说鲜明地区分了开来，后者只是说出不同政治家所持的观点，没有试图说服公众。修昔底德的演说是以有思想的读者为聆听对象的，其唯一目的是分析涉及政治情境的诸因素。在洞察和改变普通公民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士气的能力上，德摩斯梯尼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者（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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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奥林修斯辞》2.22；另可参见《反腓力辞》1.5，1.10；《奥林修斯辞》1.12—13等相关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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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关于腓力的时运和雅典的时运之间的对比，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31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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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伍兹（Virginia Woods）为最早的阿提卡戏剧中的统治者的政治道德观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参见其《埃斯库罗斯肃剧中的统治者的类型》（Types of Rulers in the Tragedies of Aeschylus ），芝加哥学位论文，1941。这项工作是在本人的激励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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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30、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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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关于德摩斯梯尼的《反腓力辞》的文体风格，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24、174页。这种风格成了一种常规模式：西塞罗用这一模式来写作他本人针对安东尼的《反腓力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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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针对德摩斯梯尼对和平条款的批评，埃斯基涅斯（2.14—15和2.56）反驳说，德摩斯梯尼亲自帮助菲洛克拉低（Philocrates）开启了和平谈判。译注：关于雅典和腓力和谈的来龙去脉，以及德摩斯梯尼的态度，参见王志超，《德摩斯梯尼与雅典的对外政策》，第二章之“德摩斯梯尼和菲洛克拉底和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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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关于他在《论和平》这篇演说中的政治态度的详尽讨论，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57—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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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论和平》12和25（至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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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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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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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奥林修斯辞》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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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论和平》的古代评注家们将德摩斯梯尼对形势的灵活适应——也就是说，平息和激发民众的能力——与伯利克里的相比较；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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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关于伊索克拉底的《致腓力辞》，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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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对波斯的泛希腊远征的理想显然是在安塔基达斯和约（公元前386年）期间孕育的：其背景是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对小亚的成功入侵。将这一时间归属于公元前346年有点困难。但这一理想很适合腓力，因为他需要一种思想意识来证明他干预希腊政治的正当性。乌尔里希·威尔肯（Ulrich Wilcken）极好地阐发了这一点，参见其《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和泛希腊思想》（Philip II von Makedonien und die panhellenische Idee）一文，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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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伊索克拉底，《书信》2.15。贝洛赫在其《希腊史》中也持同样的态度。译注：面对马其顿的腓力的入侵，雅典和希腊世界主要有两种态度：一是联合抗击，以德摩斯梯尼为代表；二是接受腓力为希腊世界的领导者，希望腓力带领希腊东征波斯，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后者是腓力所希望的，可以消除希腊人对他统治希腊的道德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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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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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在《反腓力辞》4.33—34中，德摩斯梯尼在他支持的反马其顿的泛希腊主义和亲马其顿派所支持的反波斯的泛希腊主义之间进行了对比，并解释说，需要全希腊人联合起来反对的，唯一的真正危险，不是波斯，而是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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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与我们的“包围（encircle）”一词相对应的希腊语“ ”一词，和“包围（encircle）”一样，也是来自于狩猎的一个比喻，参见《反腓力辞》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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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反腓力辞》2.19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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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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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相信德摩斯梯尼从一开始就旨在恢复与底比斯的关系，本人已经为此给出了理由：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政策》，第88、161、177、186页。然而，与底比斯的联盟等到最后一刻，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前才做出决定，参见《金冠辩》174—179。这对德摩斯梯尼而言是一个悲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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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为麦加罗波利斯人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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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关于德摩斯梯尼成长为泛希腊主义的捍卫者，参见拙著《德摩斯梯尼：其方针的起源和发展》，第171页及以下、第177页、第255页；德摩斯梯尼自公元前346年和约谛结之后发表的演说的例释，参见第256页。当然，他的两种态度——早期演说中所持的务实政策，以及后来所持的理想主义的泛希腊主义方针——并不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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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反腓力辞》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