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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他们的知识代代以口相传，所以其中的大部分知识只是现在才得到承认和利用。对印度楝树——一种速生常青植物——的全方位利用就是一个例子。几百万年以来，印度楝树在古代文献和村落文化中始终占有显著地位。它的树皮、树叶、花朵、种子和果实，被用来治疗从糖尿病、各种溃疡到便秘的种种疾病；它的树枝被制成有杀菌作用的牙膏；它的油汁现在被用来制作牙膏和肥皂；它的萃取物则是一种很好的杀虫剂，对于杀死包括蝗虫、幼蚊和棉铃虫在内的两百多种昆虫具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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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陆地动物和鱼时，他们往往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他们施展巫术，花费大量时间试图祈求或哄骗大自然提供更丰富的物产。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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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期关于洪水的浅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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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似乎所有的团体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布希曼人中，在因纽特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友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像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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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像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人们乞求超自然力量，或者与超自然力量谈条件；这一点，从一位因纽特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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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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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和对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祈盼，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由此可以获得控制猎物的某种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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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近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已足以使我们承认并赞赏我们史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成分。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做得特别成功，但即便在这一领域，食物采集者也获得了大量知识，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是基本知识。他们对住地环境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利用动植物中的有益品种，而避开那些无用或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种工具，包括刀具、斧头、刨子、锤子、锥子和针。同样，他们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武器，如矛、投枪、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们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不下沉的独木舟、雪做的房子、带梁和桁的独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食物采集者们使用种类繁多的毒药来毒杀猎物和敌人，比如说，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从树薯粉中分离出氢氰酸，将树薯粉留作主食，氢氰酸则被用来制作毒药。其他常见的毒药还有箭毒、蛇毒、毒芹和硷毒等。在储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们的早期祖先实际上也已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许多技术。他们拥有泥质灶，使用石板烧烤技术，在北极圈内冷冻食物，通过风干来保存食物，并用牛油或兽脂来密封食物。除了诸如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之类的现代发明物外，旧石器时代的厨师对现代的厨房和烹饪技术一定会感到非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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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法国史前时代的两幅洞穴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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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疾病方面，史前诸民族绝不是完全依赖于巫术。他们懂得利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懂得使用止血带，懂得敷用药膏和绑系绷带，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注射器来进行灌肠。这些尚未使用文字的民族也懂得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分辨出不同的星座并给它们命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希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在纵览了生命在所有进化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人类学家列斯利·A. 怀特（Leslie A. White）下结论说：“由尚未使用文字的诸原始民族发展起来的累积的知识、技能、工具、机械和技术，为文明和所有高等文化奠定了基础……看到诸原始民族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惊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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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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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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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为这一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确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有时违背传统还会导致死亡——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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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婴儿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养活自己。因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食物生产者即农民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农业革命使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养活更多的农民成为可能，从而使农民们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农业革命一旦开始进行，食物采集团体便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只有为数极少的食物采集团体能残存在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开展农业活动的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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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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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当时的探险家以及追随他们之后的移民和传教士们所留下的记述，对我们粗略地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是颇有价值的。以下报告为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Jacob Baegert）所作。他于1750年至1767年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间。*他对“加利福尼亚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旧石器时代祖先的一幅生活图景，也构成了对有关“人类本性”的普遍假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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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通常很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比起数以千计的衣食富足、每日享用巴黎厨师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的人要远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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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这种疾病在他们中间呈现的传染性最强。1763年一个出天花刚愈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块布料，随之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短短3个月内，便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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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根据我对这些加利福尼亚人所作的介绍，推断他们是亚当的最不幸、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比起欧洲的文明居民，无疑他们过着更为快乐的生活……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艰难或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按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说法，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无法解释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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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难怪他们总是脾气极好，总是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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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for 1863（Washington, D. C., 1864）, pp. 35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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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看到，农业革命还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损害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传统主义的限制性束缚，从而，不论好坏，使人性在由狩猎区发展为大都会、由利用人类体力发展为利用原子能的重大过程中得到解放。不过，在研究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旧石器时代诸民族的全球性拓展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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