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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近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已足以使我们承认并赞赏我们史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成分。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做得特别成功，但即便在这一领域，食物采集者也获得了大量知识，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是基本知识。他们对住地环境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利用动植物中的有益品种，而避开那些无用或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种工具，包括刀具、斧头、刨子、锤子、锥子和针。同样，他们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武器，如矛、投枪、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们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不下沉的独木舟、雪做的房子、带梁和桁的独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食物采集者们使用种类繁多的毒药来毒杀猎物和敌人，比如说，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从树薯粉中分离出氢氰酸，将树薯粉留作主食，氢氰酸则被用来制作毒药。其他常见的毒药还有箭毒、蛇毒、毒芹和硷毒等。在储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们的早期祖先实际上也已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许多技术。他们拥有泥质灶，使用石板烧烤技术，在北极圈内冷冻食物，通过风干来保存食物，并用牛油或兽脂来密封食物。除了诸如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之类的现代发明物外，旧石器时代的厨师对现代的厨房和烹饪技术一定会感到非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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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法国史前时代的两幅洞穴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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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疾病方面，史前诸民族绝不是完全依赖于巫术。他们懂得利用夹板来进行断肢再续，懂得使用止血带，懂得敷用药膏和绑系绷带，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注射器来进行灌肠。这些尚未使用文字的民族也懂得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分辨出不同的星座并给它们命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希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在纵览了生命在所有进化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人类学家列斯利·A. 怀特（Leslie A. White）下结论说：“由尚未使用文字的诸原始民族发展起来的累积的知识、技能、工具、机械和技术，为文明和所有高等文化奠定了基础……看到诸原始民族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惊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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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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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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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为这一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确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有时违背传统还会导致死亡——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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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婴儿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养活自己。因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食物生产者即农民们推到了一边，因为农业革命使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养活更多的农民成为可能，从而使农民们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农业革命一旦开始进行，食物采集团体便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只有为数极少的食物采集团体能残存在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开展农业活动的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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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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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当时的探险家以及追随他们之后的移民和传教士们所留下的记述，对我们粗略地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是颇有价值的。以下报告为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Jacob Baegert）所作。他于1750年至1767年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间。*他对“加利福尼亚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旧石器时代祖先的一幅生活图景，也构成了对有关“人类本性”的普遍假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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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通常很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比起数以千计的衣食富足、每日享用巴黎厨师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的人要远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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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这种疾病在他们中间呈现的传染性最强。1763年一个出天花刚愈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块布料，随之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短短3个月内，便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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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根据我对这些加利福尼亚人所作的介绍，推断他们是亚当的最不幸、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比起欧洲的文明居民，无疑他们过着更为快乐的生活……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艰难或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按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说法，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无法解释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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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难怪他们总是脾气极好，总是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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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for 1863（Washington, D. C., 1864）, pp. 35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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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看到，农业革命还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损害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传统主义的限制性束缚，从而，不论好坏，使人性在由狩猎区发展为大都会、由利用人类体力发展为利用原子能的重大过程中得到解放。不过，在研究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旧石器时代诸民族的全球性拓展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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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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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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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按人类当时的标准，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万人，而到了距今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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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M. D. 萨林斯（M. D. Sahlins）和E. R. 塞维斯（E. R. Service）所提出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该定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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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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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且又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智人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因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仅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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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拥有的高超技术也部分地表现在建造不同类型的渡水设备方面。这些设备的建造取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类型：皮划艇、树皮船、浮筏和独木舟。有了这些不同的船只，早期人类就能够横渡河流、湖泊，甚至还能够穿越从非洲到欧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从西伯利亚到北美的广阔水域。这一迁移活动在冰河期进展得更为顺利，因为在冰河期，大量海水结成了冰盖，海平面降低，诸大陆之间形成了陆地桥。在这些境况下，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和与人类形影不离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见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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