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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全村分享4葫芦啤酒。除了男人们外，女人们也可以喝个够。喝啤酒的活动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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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两个老头只能去砍树。小伙子们不敢爬树，因为“啤酒在眼前晃荡”，他们坐在隐蔽处编篮子。只有一个女人在侍弄菜地。小男孩们在诱捕鸟。剩余的啤酒被喝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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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更多的啤酒。4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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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 Richards Land, 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Oxford University, 1939）, pp. 16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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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那些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增长得最快。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每个孩子哺乳达数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外，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来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们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生活在拥有驯化了的牲畜的村子中的妇女平均每人生6个孩子，这与漫长的数世纪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食物采集者平均每人生4个小孩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照。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在距今2000年到1万年间全球人口剧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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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并迁徙到世界各地时，食物采集者的人数远远落后了，而且被排挤出大部分土壤肥沃的地区。早期农业的生产率并不很高，所以村庄中很快就出现人口压力，过剩的人口只好移居到附近食物采集者所在的地区。有时候，数量上占劣势的食物采集者被迫逃到不适于农耕的其他地区。在非洲就出现过这种情形：布希曼人最终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现在则住在茂密的丛林中（见地图2和地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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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 狩猎人口活动区域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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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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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万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种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见地图2）。但到公元1000年时，这一平衡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便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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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革命起源和本质的理论正随着新的发现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见解出现在C. Wesley Cowan和Patty Jo Watson 合著的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社，1992）和R. D. Hurt所著的Indian Agriculture in America: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University of Kansas出版社，1987）两书中。了解相关内容也可参阅下列著作：M. N. Cohen所著的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7）、S. Struever主编的Prehistoric Agriculture（Natural History出版社，1971）、L. R. Binford和S. R. Binford共同主编的New Perspectives in Archeology（Aldine出版社，1968），以及B. M. Fagan主编的Avenues to Antiquity（W. H. Freeman出版社，1976）。有关中国农业独立起源的描述参见Ping-ti Ho所著的The Cradle of the Eas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5）和D. N. Keightly主编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3）。C. Renfrew所著的Archeology and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8）一书分析了农业在欧洲的传播所带来的文化结果。J. Bertin所著的Atlas of Food Crops（Paris出版社，1971）一书则阐述了农业革命对今日世界的影响。D. Price 与J. A. Brown合著的Prehistoric Food-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Academic出版社，1985）分析了食物采集者安土重迁思想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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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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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H.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New York, 1881）,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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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 H. Province, “Cooperative Ricefield Cultivation Among the Siang Dyaks of Central Borne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No. 1（1937）, pp.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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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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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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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全世界都因发现了塔萨代人而感到惊奇和兴奋。塔萨代人是一个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一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共有27人。在至少6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代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群体的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敌对”“愤怒”或者“战争”这样的词语。自从与外人有了接触后，他们急不可耐地采用了波罗刀，即菲律宾人用的一种长刀，因为这种刀优于他们采集食物、砍斫树木和劈开树丛用的石制工具。但是，他们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他们不能运用这些武器来采集食物。他们仔细而平等地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分配自己采集来的所有食物（番薯、水果、浆果、鲜花、鱼类、螃蟹和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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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塔萨代人的这种生活状况的真实性，有人表示怀疑，有人提供辩护。不过，由于世界各地已发现具有类似社会特征的其他一些小群体，人类学家们承认塔萨代人作为史前人类的一种共同类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塔萨代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食物采集者，就和农业革命前——即占人类历史80%的时间中——的所有人类一样。如果在这数万年中，所有地方的人都像塔萨代人那样爱好和平，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的共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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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就在世人知道塔萨代人的同时，人们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另一个有30人的小群体，即芬图人（Fentou）。这个部落的人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地用弓箭进行战斗。历史上，类似的矛盾现象也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出现过：科曼奇人（Comanches）和阿帕奇人（Apaches）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但霍皮人（Hopis）和祖尼人（Zunis）却培养他们的孩子过和平的生活，而且至今仍这样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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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这些情况对我们认识人性的本质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历史记载表明，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就专门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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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问题对我们大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变得更加致命，同时也更加频繁。在包括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战争并不多见，因为小型的食物采集者群体只能占用那么大的地盘，占领相邻部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他们很可能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因为那时全球的人类少得可怜，血腥的战争极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小猴子只需完全依赖父母一年就可以独立生活，猩猩需要依赖3年至4年，而人类需要依赖的时间则长达6年至8年。族群内的合作体系能给小孩提供必要的食物和保护，从而更好地保证他们在漫长的依赖期中的生存。简言之，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乐意合作的血亲社会之所以能占上风，就因为它们十分适合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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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的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的帝国。由于此时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具有毁灭性。虽然手持短剑的古罗马士兵或披挂盔甲的中世纪士兵杀死的人并不多，但到近代时，大屠杀却已变得很普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850万军事人员和1000万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军事人员和平民分别增加到1690万人和3430万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人员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由来自30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1985年9月报告称，核武器攻击造成的冲击波和辐射效应会直接夺走几亿人的生命，但是全世界50亿人中，有10亿到40亿人将死于饥荒。这种饥荒起因于“核冬天”；在“核冬天”，核爆炸产生的黑色蘑菇云形成的巨大云层会遮盖地球，使全球的作物得不到热量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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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也可以由人重新构建。以下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就人性问题得出的结论要点：“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