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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并在冷却后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器。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入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胜过石器。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器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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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得尖尖的。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是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已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犁还传入了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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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先后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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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这幅埃及皇家墓室的画作表现了一个冥界的贵族家庭乘船外出猎鸟,享受着与他们生前一样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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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是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另一项基本发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以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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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成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尽管有不少人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若干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先有了人的大脑的发展,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还是语言和工具制造促成了大脑的发展?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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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如果祭司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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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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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精英们曾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性贡献甚巨,这时,这种异质性开始破坏他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对促成社会混乱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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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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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大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产阶级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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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3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十分紧缺的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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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邦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它也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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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陪葬品越来越大的差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更是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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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安第斯山脉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最早的欧亚大陆诸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见地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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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6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前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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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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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文明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个地区生根,它便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正像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部落社会被取代的原因与早先狩猎团体被取代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提到过,随着人数的增多,狩猎者们不得不转向农业,因为农耕技术的生产率比狩猎活动要高得多。同一块地所能养活的农民比所能养活的狩猎者要多得多。现在类似的情形又在部落耕种者那里出现:他们也由于低下的生产率而被取代。从本书第75页至76页关于贝恩巴部落工作日的记叙中可以看出,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但是,由于不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生产量的压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极其低下。部落成员只要生产出能满足自己家庭和患难亲属的生活必需品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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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这是一幅作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早期绘画,它描绘了部落农民向埃及迁移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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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部落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时,部落社会便无法与生产率高得多的文明社会相对抗。诸文明社会之所以会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它们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工作。请细想一下贝恩巴部落的日常生活与下面一段话中描述的埃及农民和工人的恶劣境况之间的对比。这段话是公元前3000年一个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社会底层许多人的苦难与社会顶层少数人的幸运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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