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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21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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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23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的独特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的城市与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所,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楣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农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作一比较,或者将希腊雕像与那时以前中东各族较为粗糙的、不自然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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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25 当我们将希腊人的哲学思辨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辨作一比较时,也会发现类似的差别。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美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次第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助于以诸神的干预为基础的解释,而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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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30 图39 雅典卫城既是雅典的宗教中心,又是雅典的城市中心。它由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于公元前5世纪末叶最终建成。位于这幅图片中心位置的就是帕台农神庙,它的左边是伊瑞克提翁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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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32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智者派的杰出代言人普罗塔哥拉便表现出了这种新的兴趣。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正确生活准则的完全缺失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这些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与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经常为私人和公共的腐败提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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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37 图40 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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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42 图41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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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44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对雅典引以为豪,却并不信任雅典人民。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给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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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46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开始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这一分级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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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48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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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50 论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颂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个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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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52 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畏惧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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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54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可是,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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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56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记忆不完整。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归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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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58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也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一个缺点是存在奴隶,他们和客籍民(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是,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另外,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就像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其他国家中那样。在雅典,妇女的境况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更糟: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包括投票权或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利。丈夫们掌控着子女们的一切,甚至连杀害哪个婴儿,也全由男方决定。诸如律师、医生和戏剧演员之类的职业,不准妇女们从事,奥林匹克竞赛会也不准妇女们参加。一些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写到女性时都说她们天生低贱,并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太多的权力,便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女性要保住面子,就必须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伯里克利劝告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议论自己。”狄摩西尼在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时绝妙地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他说:“我们有情妇让我们取乐;有小妾和妓女供我们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生育后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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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60 在希腊文明中,就像在古代的其他所有文明中一样,隔离女子的严格规定仅适用于上层社会的女子。家境不富裕的女子无法做到终日闲坐在家、躲避世人。她们不得不出去干活,帮着养家糊口。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见到有钱人家的女子,但是,劳动妇女却四处可见。她们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场售货,或在富人家中做用人、保姆或侍女,以挣钱补贴家用。亚里士多德曾在书中道出了阶级对妇女生活性质的决定作用: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自家的女人走出家门,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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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62 虽然这些缺点是基本的,但是,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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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64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41]
1707468065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前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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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8067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此(见第四章第三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他在那里患恶性疟疾病逝,终年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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