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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有着牢固天然边界线的巨大地区构成了一个繁荣的、实际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在这数百年间，促使帝国经济繁荣的有各种因素，包括诚实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国内的自由贸易保证来自埃及的小麦、纸莎草纸和玻璃制品，来自叙利亚的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来自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来自意大利的酒、油和各种制成品，来自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以及来自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能畅通无阻地销往各地。罗马人还从帝国外面进口某些商品：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以及占有重要地位的亚洲的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香料、宝石、调味品和最受欢迎的丝绸（见第四章第二节）。由于国内外贸易殷盛，主要商品和奢侈品从近至高卢、远至中国的地方源源涌入首都，其数量之多，使主要商品足以保证100万人的衣食穿用，使奢侈品足够满足西方世界统治者的挥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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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罗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连同它所带来的一切扩展到中欧和西欧。这方面，罗马人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和希腊人在中东所起的作用相似。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建立了许多城市，将希腊文化传播到远至印度和中亚。现在，罗马人也建立了许多城市，如不列颠的伦敦和科尔切斯特，高卢的奥顿和瓦依松，以及德意志的特里尔和科隆。这些城市，占地面积从20英亩至500英亩大小不等，比起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较为肮脏的山顶要塞和村庄，有了明显的改进。甚至这些城市中奴隶的住处也比当时本地村民的茅舍要卫生。此外，这些城市还拥有使人身体舒适的公共澡堂、令人心情愉快的公共剧场，以及住宅区、公共市场和商店。这些城市不但构成了帝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细胞，而且还构成了帝国文化的基本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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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帝国最伟大的城市是罗马。它占地5000英亩，其人口据估计，公元2世纪时有100多万。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富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白天街道上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的罗马也不安宁。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赶马车人组成的队伍。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富裕得可以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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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之所以还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众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比起结构简单的浴池，其服务项目当然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设有运动场所、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绝妙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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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自希腊，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爱好实践，故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修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能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内。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故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罗马的新型建筑材料——混凝土、砖和灰泥——使罗马人为大型建筑物修建宏伟的拱顶结构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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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安东尼·庇护圆柱上的浮雕，描绘的是被骑兵包围的罗马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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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罗马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这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日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若遇上这种情况，该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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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罗马妇女的从属地位，她们必须服从家庭中最年长的男性继承人即家长的权威。这一法律制度包括了夫权原则；按照该原则，丈夫是一家之主。因此，丈夫享有绝对权力，其中包括决定家庭全体成员生死的权力和将家庭成员出卖为奴隶的权力。但是，罗马妇女与希腊妇女不同，她们享有继承和获得不动产的权利，而且不经监护人同意就能处理不动产。此外，罗马妇女也不像她们的雅典姐妹那样被牢牢地关在住宅区内。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存在种种变化，所以作判断是要冒风险的。不过，可以有把握地下结论说，罗马妇女比起希腊妇女，其境况要好些，虽然她们依然明显地从属于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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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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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后期帝国，284—4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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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2年年底，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能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20多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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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君士坦丁大帝的头像（306—3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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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就是其中的一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和马之类的“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所有被认为是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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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划分成两部分，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为自豪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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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后的数世纪里，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做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期阶段，苦难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观、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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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一神教的东方膜拜仪式。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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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君士坦丁拱门，是为了将君士坦丁尊崇为罗马的唯一皇帝而于公元312年至315年间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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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竟使尼禄相信，明智之举是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并由此开始对基督徒的首次迫害（这样的迫害后来发生过多次）。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公元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叛教者尤利安皇帝（361—363年在位）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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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一副神圣的架势。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镶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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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的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5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的逼迫下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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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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