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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君士坦丁拱门，是为了将君士坦丁尊崇为罗马的唯一皇帝而于公元312年至315年间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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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竟使尼禄相信，明智之举是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并由此开始对基督徒的首次迫害（这样的迫害后来发生过多次）。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公元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叛教者尤利安皇帝（361—363年在位）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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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一副神圣的架势。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镶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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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的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5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的逼迫下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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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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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被认为应对“陷落”负责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10]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来证明其正确性，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荡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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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器质性病是经济。”[11]实际上，这一“器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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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古罗马象牙浮雕，制成于公元395年稍后一点的时间，表现的是一个名叫斯迪里欧的汪达尔武士。他在罗马军队中跻身于显赫地位。从公元3世纪起，罗马军队已愈来愈由外国雇佣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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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像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像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是“自然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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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有害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从事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今罗马圣彼得广场的位置竖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竭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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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同样是有害的。因而，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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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叙拉古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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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即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按理论根据在当时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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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为奴隶们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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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掩盖。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至开始缩小，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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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却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在也到了收缩时期，它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6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万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则涨为200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势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还拥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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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由于帝国的疾病是“器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并非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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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像中东肥沃的大河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4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因此，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器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却最不坚固，首先灭亡，而东部则又存在了约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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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它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有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沟渠、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治下和平”曾带来长达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激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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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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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的同时考察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著作有由J. Boardman、J. Griffin和O. Murray共同主编的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7）。单独研究希腊历史的著作有：M. Grant所著的The Rise of the Greeks（Scribner’s出版社，1988）、R. Sealey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7）以及R. Meiggs所著的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关于希腊历史和文明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著述有：A. R. Burn所著的Persia and the Greeks: The Defense of the West（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J. Boardman所著的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82）、C. Kerenyi所著的The Gods of the Gree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79）以及R. Flaceliére所著的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Macmillan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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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腊化世界，标准的史学著作有W. W. Tarn和G. T. Griffith合著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Edward Arnold出版社，1952）；简短的概览性著作有M. Grant所著的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Scribner’s出版社，1982）；学术性的人物传记有N. G. L. Hammond所著的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Commander and Statesman（Chatto & Windus出版社，1980）；相关的详细分析可参见M. Rostovzeff所著的三卷本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Clarendon出版社，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