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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H. M. Jon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History, XL（October 1955）,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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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by F. Klemm,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Allen ＆ Unwin, 1959）,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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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Norton, 1962）, pp.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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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ited by S. H. Gross and M. 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Glenhurst, 1983）,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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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ited by M. Hadas, A History of Rome（Doubleday, 1956）, pp.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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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M. Evans, 1967）,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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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诅咒还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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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文明中都不乏厚古薄今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认为史前时期的人是未沾染上文明的不良影响的“高尚的野蛮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天地之初”，在令人惊叹的人类生存的初期，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就有一些段落赞美了不存在种姓制度、人类可以自在和安心地生活的田园诗般的过去。同样，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也叙述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描绘了人类不断衰落的命运，从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一直追踪到作者所处的悲惨的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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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初生活在乐园中这一观念是有某种史实根据的。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言，文明到来以前的诸部落民族在获得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方面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等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特征。但是，当诸部落民族成为农民之后，他们就不再享有自由获得土地的权利，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他们的特定义务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在哪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按国家、教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税之后，农民剩下的劳动成果只有一半或更少，仅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历史学家们估计，在全球诸文明中，上层统治阶级仅占总人口的1%至2%。不过，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侵占了整个国民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何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农民起义，为何沙皇俄国会在1801年至1861年间遭到1467次起义的破坏，使农奴最终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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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到来不仅使经济关系，也使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早先新石器时代的村民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仅受到少量制约。但是，文明到来之后，部落首领和长者被国王或皇帝和包括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员、法官、书记员和会计在内的一个始终存在的官僚机构所取代。同这一帝国行政机构关系密切的是同样作为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教会统治集团。祭司即“专职专家”代替了早先是“业余专家”的萨满教僧，从而使官方神学和祭司统治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神学和祭司集团都起了支持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以神的约束力和神的属性。例如，埃及的法老就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且是“活着的神”。这种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为现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因为很少有人既敢冒今生当即受罚的危险，又敢冒来世永久受罚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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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文明引起的文化变化是根本的、持久的。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是自主的、单一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共同的知识、习俗和见解，而且其生活方式的维持也不取决于外界。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一个更为复杂的新社会出现了。除了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通晓神秘书写艺术的书吏的文化，知晓上天秘密的祭司的文化，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的文化和懂得如何与沙漠和大海以外地区交换商品的商人的文化。因此，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化，而是发展起所谓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高雅文化可以在城市的学校、寺庙和宫殿中找到；低俗文化则可以在乡村中找到。高雅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和文人学士以书面形式流传；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口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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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明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基本方面却都相似。它们都以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和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之类的“圣书”为基础。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它们对教育起了决定性影响。任何想要获得成功的人都必须记住大部分经文。这些圣书还被用来加强人们的忠诚与服从意识。若拒绝接受官方学说或者向社会秩序挑战，就会被认为是不赦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高雅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地狱”，对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来说，是永久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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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明的低俗文化也都基本相同。各地农民都拥有相当多的关于饲养牲畜和栽培植物的实践知识。他们都把勤劳看作美德，瞧不起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所有的农民都想拥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和基本的种田及做工的工具。这些东西意味着独立和安全，因此，为了得到它们，所有的农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顽强地抵制外来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地主，还是来自今日由政府管理的集体。不过，乡村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却抵消了农民的这种“讨厌的个人主义”。好的邻居除了乐于帮助邻居盖房，参加乔迁宴、收获节和其他社区活动外，还总是乐于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帮助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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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很紧张。一方面，农民们有优越感，认为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与城市生活和各种职业截然不同，在道德上是“善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税吏、教会行政管理人员和士兵通通来自城市。他们的傲慢和专横十分清楚地表明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虽然显贵们实际上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富裕生活的，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自身精神品质和道德品质较好。几千年中，农民们不可避免地把显贵们对他们的这些看法深藏在心底，变得卑躬屈膝和顺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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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文明的到来对人类的平等来说是一种倒退。不过，文明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成就。按历史观点看，尽管出现了所有这些不公平和剥削，但历史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方面，情况颇类似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最初导致了令人痛苦的社会分裂和人类苦难，但最终却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福利。文明的到来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中普通部落成员所过的生活，很可能比文明社会中普通农民或城市工人所过的生活更完美、更自在。但是，恰恰因为部落文化是轻松闲适、毫无紧迫感的，所以比较而言，也是无成效的。虽然税吏、祭司和地主的要求很苛刻，但他们也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各大河流域农村人口的剧增便是生产率得到提高的确凿证据。生活标准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提高。君主和高级官员，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无疑都享有部落首领们永远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食物和饮料，以及华丽的服装和豪华的宅第。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员和教士——也能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差不多的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普通民众的境况——如果不从心理社会学的角度而单从物质方面来看——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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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书写这门新艺术，文明使知识的不断累积和代代相传成为可能。各门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在内，都能扎根并繁荣起来。富裕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也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供了机会。诸如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印度的泰姬陵和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之类的杰作，便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创造力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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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宝贵的进展使少数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多数人。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重要的是人类的确取得了进步。而且，正是数千年间积累起来的这些进步，最终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获得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和少数人一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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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现在仍有千百万人未受教育、患有疾病和受饥饿煎熬。但是，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那时，占欧洲总人口1/3—1/2的人被黑死病夺去生命。这种情况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有100万爱尔兰人因马铃薯患枯萎病而饿死；1876年，有500万印度人因粮食歉收而饿死。这些瘟疫和饥荒的牺牲者不可能获救，因为那些时代中的人们缺乏必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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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拥有必需的知识，因此，我们有摆脱数千年来的灾祸的潜力。可悲的是，这种潜力还没发挥出来，但事实依然是，它的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人类的不同文明使种种进步成为可能。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呢？——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音。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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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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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写了关于文明的相对价值的一些发人深省的书：Chang Kwang-Chih所著的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V. Gordon Childe所著的Man Makes Himself（Mentor出版社，1951）；R. Redfield所著的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to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6）: L. A. White所著的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McGraw-Hill出版社，1959）以及W. Goldschmidt所著的Man’s Way（Holt出版社，1959）。另外，著名哲学家K. Jaspers在其著作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53）和Man in the Modern Age（Doubleday Anchor出版社，1957）中表述的观点也值得关注。还有一些观点见于W. W. Wagar所著的Building the City of Man（Grossman出版社，1971），以及H. Baudet所著的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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