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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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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的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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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画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她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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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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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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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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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太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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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香肠的人：老天爷做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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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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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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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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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的独特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的城市与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所，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楣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农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作一比较，或者将希腊雕像与那时以前中东各族较为粗糙的、不自然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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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希腊人的哲学思辨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辨作一比较时，也会发现类似的差别。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美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次第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助于以诸神的干预为基础的解释，而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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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雅典卫城既是雅典的宗教中心，又是雅典的城市中心。它由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于公元前5世纪末叶最终建成。位于这幅图片中心位置的就是帕台农神庙，它的左边是伊瑞克提翁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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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智者派的杰出代言人普罗塔哥拉便表现出了这种新的兴趣。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正确生活准则的完全缺失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这些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与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经常为私人和公共的腐败提供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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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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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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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对雅典引以为豪，却并不信任雅典人民。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给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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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开始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这一分级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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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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