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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后，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是，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成为多瑙河以南、除威尼斯控制的几座沿海堡垒以外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详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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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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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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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对比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末叶，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在欧亚大陆外，伊斯兰教正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非洲大陆的内地。它从北非沿海地区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海一带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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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一个人若想成为穆斯林，只需反复念诵这样一句话：“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通常，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仅仅加了伊斯兰教仪式，便被接受，并变得神圣。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们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当地的习俗，同当地妇女通婚，改变自己新的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当地居民。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已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主要的穆斯林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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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5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295年波斯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运输的。因此，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事务的进程。现在印度半岛之所以并立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在全世界有10多亿信徒的信仰，原因皆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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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1248年至1354年期间建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的宫殿艾勒汉卜拉宫。遍及欧亚大陆的著名伊斯兰教建筑表明公元1000年至1500年期间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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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那种相互得益的交流。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九章第二节）。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炮兵在蒙古军队中服役时，曾去过波斯。我们还知道，有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曾在波斯传播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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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起了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的作用。当时的中国观察家汪力（1314—1389年）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展现在自己眼前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融合作了如下非凡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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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不再有任何障碍……许多人［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快乐地生活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之间。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时间后，有些人上了年纪，子女也增多了；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要求以后葬回故乡。无疑，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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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提供的机会，仅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所有其他文明都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但却非常善于借鉴已被确认的伟大文明，创造出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也存在极深的隔阂。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与他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作异端邪说和无神论来加以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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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经院哲学的胜利。这种经院哲学在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对智力活动已起决定性影响，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助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受到挑战并被取代；而在伊斯兰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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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认为，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本源，人们应该运用智力来领悟到：必须用对上帝的信赖来摧毁和取代自信。正统派反应的程度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最先将历史看作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记录。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把哲学和科学当作无用和危险的东西来加以排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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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哲学的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我们不必加以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诸宗教学科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其有害面的侵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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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年至1200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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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庭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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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八章第五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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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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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突厥人在不同地区的入侵，见T. T. Rice所著的The Selju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1）: C. Cahen 所著的Pre-Ottoman Turkey（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1968）: S.Vryonis, Jr. 所著的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72）: J. A. Boyle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5, The Seljuk and Mongol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M. Nazim所著的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讨论了印度的突厥人。H. Lamb所著的Tamberlane the Earth Shaker （McBride出版社，1928）, J. J. Saunders主编的The Musli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中也全面地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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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扩张主义的动力，见O. 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中的不同文章，以及他写的文章“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1963年8月，pp. 55-68。R. Grousset所著的Conqueror of the World: The Life of Chingis-Khan（Viking出版社，1972）中收集了成吉思汗的几篇传记，包括一篇通俗报道: B. Y. Vladimirtsov所著的The Life of Chingis-Khan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30）中进行了学术研究: H. D. Martin所著的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Johns Hopkins出版社，1950）一书擅长于蒙古军事组织方面的论述。J. J. Saunders所著的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Harper & Row出版社，1972）, J. A. Boyle所著的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1）和B. Spuler的权威性评价即其所著的The Mongol Period（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95），对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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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 Latham, trans., 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 1958）,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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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J.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 1993）,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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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 Rosenthal（Pantheon, 1958）, pp. 25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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