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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不再有任何障碍……许多人［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快乐地生活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之间。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时间后，有些人上了年纪，子女也增多了；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要求以后葬回故乡。无疑，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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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提供的机会，仅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所有其他文明都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但却非常善于借鉴已被确认的伟大文明，创造出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也存在极深的隔阂。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与他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作异端邪说和无神论来加以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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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经院哲学的胜利。这种经院哲学在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对智力活动已起决定性影响，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助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受到挑战并被取代；而在伊斯兰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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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认为，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本源，人们应该运用智力来领悟到：必须用对上帝的信赖来摧毁和取代自信。正统派反应的程度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最先将历史看作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记录。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把哲学和科学当作无用和危险的东西来加以排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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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哲学的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我们不必加以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诸宗教学科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其有害面的侵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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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年至1200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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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庭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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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八章第五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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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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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突厥人在不同地区的入侵，见T. T. Rice所著的The Selju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1）: C. Cahen 所著的Pre-Ottoman Turkey（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1968）: S.Vryonis, Jr. 所著的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72）: J. A. Boyle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5, The Seljuk and Mongol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M. Nazim所著的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讨论了印度的突厥人。H. Lamb所著的Tamberlane the Earth Shaker （McBride出版社，1928）, J. J. Saunders主编的The Musli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中也全面地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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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扩张主义的动力，见O. 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中的不同文章，以及他写的文章“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1963年8月，pp. 55-68。R. Grousset所著的Conqueror of the World: The Life of Chingis-Khan（Viking出版社，1972）中收集了成吉思汗的几篇传记，包括一篇通俗报道: B. Y. Vladimirtsov所著的The Life of Chingis-Khan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30）中进行了学术研究: H. D. Martin所著的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Johns Hopkins出版社，1950）一书擅长于蒙古军事组织方面的论述。J. J. Saunders所著的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Harper & Row出版社，1972）, J. A. Boyle所著的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1）和B. Spuler的权威性评价即其所著的The Mongol Period（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95），对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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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 Latham, trans., 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 1958）,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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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J.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 1993）,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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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 Rosenthal（Pantheon, 1958）, pp. 25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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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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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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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千年制造了灭绝；中世纪的千年努力［在西方］则制造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制造了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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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卡罗尔·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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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下来、从古典时代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但是，这段完整的、持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意味着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拜占庭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拜占庭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而西方的进攻则是取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的形态进行的。与此同时，拜占庭还遭到了来自复兴的东方的袭击，首先是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来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1911年，而拜占庭先于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见地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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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4 拜占庭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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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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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占庭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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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此城重建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庭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庭变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之下，它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