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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年至1200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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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庭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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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八章第五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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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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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突厥人在不同地区的入侵，见T. T. Rice所著的The Seljuks（Thames & Hudson出版社，1961）: C. Cahen 所著的Pre-Ottoman Turkey（Sidgwick & Jackson出版社，1968）: S.Vryonis, Jr. 所著的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72）: J. A. Boyle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5, The Seljuk and Mongol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M. Nazim所著的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31）讨论了印度的突厥人。H. Lamb所著的Tamberlane the Earth Shaker （McBride出版社，1928）, J. J. Saunders主编的The Musli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中也全面地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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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扩张主义的动力，见O. Lattimore所著的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出版社，1962）中的不同文章，以及他写的文章“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1963年8月，pp. 55-68。R. Grousset所著的Conqueror of the World: The Life of Chingis-Khan（Viking出版社，1972）中收集了成吉思汗的几篇传记，包括一篇通俗报道: B. Y. Vladimirtsov所著的The Life of Chingis-Khan （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30）中进行了学术研究: H. D. Martin所著的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Johns Hopkins出版社，1950）一书擅长于蒙古军事组织方面的论述。J. J. Saunders所著的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Harper & Row出版社，1972）, J. A. Boyle所著的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1）和B. Spuler的权威性评价即其所著的The Mongol Period（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95），对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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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 Latham, trans., 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 1958）,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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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J.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 1993）,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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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 Rosenthal（Pantheon, 1958）, pp. 25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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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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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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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千年制造了灭绝；中世纪的千年努力［在西方］则制造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制造了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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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卡罗尔·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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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下来、从古典时代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但是，这段完整的、持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意味着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拜占庭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拜占庭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而西方的进攻则是取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的形态进行的。与此同时，拜占庭还遭到了来自复兴的东方的袭击，首先是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来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1911年，而拜占庭先于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见地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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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4 拜占庭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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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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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占庭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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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此城重建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庭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庭变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之下，它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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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庭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1000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士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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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这座城市的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它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庭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4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庭长达10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却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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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在罗马被废黜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仍认为自己是恺撒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见第八章第四节）。但是，这个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寿命却十分短暂。查士丁尼死后不久，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在东部，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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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赫拉克利乌斯皇帝（610—641年在位）的领导下，拜占庭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了反击。627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迫使他们将所占领的拜占庭领土全部退回。希拉克略又转向多瑙河边境，发现斯拉夫人在此期间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为入侵的斯拉夫人指定了一些定居地；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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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后期，拜占庭帝国再次受到威胁，这次是由阿拉伯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构成的双重威胁。阿拉伯人发展了海上力量，并凭借这支力量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669年起数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庭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些保加利亚人已占领了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