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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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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占庭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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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衷于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不过，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至死都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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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的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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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近两个世纪中，恢复后的帝国仅由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拉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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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怜的残存帝国的前景，几乎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面对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依然存在于希腊的诸拉丁小国和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在经济上已破产。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一直未中断，因此，1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区的收入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7倍。皇帝们被迫将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政治上有权势的富人通常能避开增长了的税。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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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年至1349年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城。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并分配寺院的土地；他们推行参与式民主，允许群众集会，让民众选举官员。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已受到意大利共和城邦的政治纲领的影响。但是，奄奄一息的拜占庭帝国不可能维持蓬勃发展的西部地区自然兴起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结束了他们的共和政体。不过，这一事件却说明了深刻且普遍的不一致，就像同时代人的以下这段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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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像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所带来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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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被削弱。由于希望获得西方的援助以抵御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们已在三个不同的场合（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同意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这些协议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庭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憎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和意大利商人的盘剥给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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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过去常常声称，他们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占领也不愿接受十字军的入侵，但是到15世纪中叶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土耳其人已大兵压境，随时都可能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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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庭首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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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已减少到5万至7万。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轰开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万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士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次击退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连续屠掠三日。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绘了拜占庭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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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以上列举的东西和物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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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占庭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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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拜占庭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贡献是，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保护盾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有利条件的全部意义，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攻陷该城后，不到半个世纪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庭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发动机，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文化领域，拜占庭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它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庭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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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拜占庭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就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是宗教和文明的源泉。沿河道连成一串的诸早期俄罗斯公国，与拜占庭进行繁荣的商业交往。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经过基辅运出去，换取拜占庭商人运来的各种奢侈品，如细布、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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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希腊有形的商品而来的是希腊的文化制度。对东斯拉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于988年前后采纳的东正教。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一个以拜占庭模式为基础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组成。为首的是基辅大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任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随着这一教会统治集团的建立，东正教还带来了新的宗教文献和法律文献，其中包括《圣经》的译本、拜占庭收集的神父们的著作、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拜占庭艺术这时也以石头建造的教堂、镶嵌画、湿壁画、绘画，尤其是肖像画的形式被引入俄罗斯；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极为出色，发展起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东正教会还带来了拜占庭的教会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方面的一切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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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位于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巴西勒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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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起了加强大公权力的作用。正如早先在西欧，罗马教皇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庭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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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不复存在后，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在沙皇帝国追随拜占庭以后，直到它灭亡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对俄罗斯皇帝表示忠诚和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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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拜占庭文明因其历史作用和成就而格外令人瞩目。不过，拜占庭的确缺乏古典雅典的生气和荣耀，即便比较起来，雅典在面积和存续时间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其原因在于，拜占庭所起的作用按恰当的词意来说，是保守的。这并不是说拜占庭停滞不前。从始至终，它都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然而，事实依然是，它的命运注定是守旧而不是创新。它一出生就已是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生活在过去的权势和荣耀的阴影中，一直试图维持或恢复这种权势和荣耀。它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连串杰出的领导者——行政官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是，由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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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第一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又存在了近1000年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在5世纪至11世纪之间，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是原始的、无足轻重的。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中，正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正在为一个新文明奠定基础，而拜占庭却在靠其辉煌的、然又令人无法忍受的遗产生存。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能随着其经济的繁荣、民族君主政体的兴起、思想见识的更新和扩张主义的强有力而稳步前进的原因；西方的扩张主义先是体现在地方性的十字军东征中，后又表现在最终于数世纪内导致全球霸权的海外拓殖中。因此，对比之下，让人觉得可怜的是，在后来的这些世纪中，拜占庭一直未能摆脱过去的束缚，故而成为一个过时的落伍国家；这一落伍国家进行着一场英勇的但却注定是牵制性的战斗，直到其1453年声誉扫地、不可避免地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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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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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全面研究拜占庭的史书是G. Ostrogorsky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Rutgers University出版社，1957）: 最好的简述性史书是S. Vryonis, Jr. 所著的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出版社，1967）。后一本书的作者还著有关于拜占庭历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的权威性著作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关于拜占庭人、南部斯拉夫人以及与基辅和伊斯兰教关系的各个方面，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4（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另一本讨论了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标准性著作是A. A. Vasiliev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um Empire, 2 vols（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58）。集中对国家、基督教和拜占庭思想进行考察的简短概论是D. A. Miller所著的The Byzantine Tradition（Harper & Row出版社，1966）。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其他阶段，见D. T. Rice所著的Byzantine Art （Penguin出版社，1961）和A. Grabar所著的Byzantine Painting（World出版社，1953）。最后，主要材料的来源是D. J. Geanakoplos所著的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