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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已减少到5万至7万。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轰开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万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士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次击退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连续屠掠三日。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绘了拜占庭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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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以上列举的东西和物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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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占庭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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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拜占庭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贡献是，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保护盾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有利条件的全部意义，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攻陷该城后，不到半个世纪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庭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发动机，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文化领域，拜占庭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它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庭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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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拜占庭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就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是宗教和文明的源泉。沿河道连成一串的诸早期俄罗斯公国，与拜占庭进行繁荣的商业交往。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经过基辅运出去，换取拜占庭商人运来的各种奢侈品，如细布、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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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希腊有形的商品而来的是希腊的文化制度。对东斯拉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于988年前后采纳的东正教。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一个以拜占庭模式为基础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组成。为首的是基辅大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任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随着这一教会统治集团的建立，东正教还带来了新的宗教文献和法律文献，其中包括《圣经》的译本、拜占庭收集的神父们的著作、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拜占庭艺术这时也以石头建造的教堂、镶嵌画、湿壁画、绘画，尤其是肖像画的形式被引入俄罗斯；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极为出色，发展起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东正教会还带来了拜占庭的教会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方面的一切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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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位于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巴西勒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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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起了加强大公权力的作用。正如早先在西欧，罗马教皇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庭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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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不复存在后，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在沙皇帝国追随拜占庭以后，直到它灭亡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对俄罗斯皇帝表示忠诚和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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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拜占庭文明因其历史作用和成就而格外令人瞩目。不过，拜占庭的确缺乏古典雅典的生气和荣耀，即便比较起来，雅典在面积和存续时间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其原因在于，拜占庭所起的作用按恰当的词意来说，是保守的。这并不是说拜占庭停滞不前。从始至终，它都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然而，事实依然是，它的命运注定是守旧而不是创新。它一出生就已是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生活在过去的权势和荣耀的阴影中，一直试图维持或恢复这种权势和荣耀。它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连串杰出的领导者——行政官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是，由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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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第一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又存在了近1000年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在5世纪至11世纪之间，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是原始的、无足轻重的。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中，正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正在为一个新文明奠定基础，而拜占庭却在靠其辉煌的、然又令人无法忍受的遗产生存。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能随着其经济的繁荣、民族君主政体的兴起、思想见识的更新和扩张主义的强有力而稳步前进的原因；西方的扩张主义先是体现在地方性的十字军东征中，后又表现在最终于数世纪内导致全球霸权的海外拓殖中。因此，对比之下，让人觉得可怜的是，在后来的这些世纪中，拜占庭一直未能摆脱过去的束缚，故而成为一个过时的落伍国家；这一落伍国家进行着一场英勇的但却注定是牵制性的战斗，直到其1453年声誉扫地、不可避免地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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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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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全面研究拜占庭的史书是G. Ostrogorsky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Rutgers University出版社，1957）: 最好的简述性史书是S. Vryonis, Jr. 所著的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出版社，1967）。后一本书的作者还著有关于拜占庭历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的权威性著作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1）。关于拜占庭人、南部斯拉夫人以及与基辅和伊斯兰教关系的各个方面，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4（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另一本讨论了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标准性著作是A. A. Vasiliev所著的History of the Byzantium Empire, 2 vols（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58）。集中对国家、基督教和拜占庭思想进行考察的简短概论是D. A. Miller所著的The Byzantine Tradition（Harper & Row出版社，1966）。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其他阶段，见D. T. Rice所著的Byzantine Art （Penguin出版社，1961）和A. Grabar所著的Byzantine Painting（World出版社，1953）。最后，主要材料的来源是D. J. Geanakoplos所著的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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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G. L. Seidler,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World（Pergamon Press, 1968）, pp.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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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 Vryonis, Jr., 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 pp. 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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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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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有五乐（一乐生中国，二乐为男子，三乐为士人，四乐为太平，五乐闻道义），居洛有五喜（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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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理学家，1011—10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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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见第八章第三至五节）。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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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比较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中国社会在这1000年中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心理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中国是如此成功和舒适，以致它虽未完全停滞不前，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不过，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自己的技术成就、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多元化，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最终导致西方主宰全球的推动力。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尽管结局如此，但我们不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贡献，引领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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