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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族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是,他惨遭失败,所以他的继承者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前往西方的陆上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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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使宋朝易受游牧民的入侵。虽然“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但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他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游牧民对中国北部的大规模入侵。宋朝的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被称为“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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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地,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们的严厉谴责。虽然这种批评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于唐、宋几个世纪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在这几个世纪中,除了出现许多学者撰写的无所不包的各朝历史外,还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制和发行大批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见第九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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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用木版印刷的《汉书》(汉朝的历史)的书页。印制于1208年至1224年间。这本书是宋版印刷的最好范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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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世纪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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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贸易量也随着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上升。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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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更是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当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在亚洲诸海中活动的伟大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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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不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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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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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宋的统治仅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但这一个半世纪却相对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则由金统治,其建立者为满族的祖先。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抵御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没有意识到蒙古人的极有害的力量,反而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去援助蒙古人。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以入侵中国南部相报复。由于蒙古人忙于侵占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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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未因早期同中国的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这些蛮族征服者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一个中国顾问陈述了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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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石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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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背景在语言、习俗和法律方面将他们与其臣民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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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有意雇用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他们所不信任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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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外籍官员的数量之多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已使政府的文职机关变成一个国际官僚机构;他们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在内的各种外国宗教表示不满(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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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东北平原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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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忽必烈狩猎图。身着白色毛皮外衣的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武士一起在狩猎。注意画面上山后的骆驼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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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商人带多少银子到中国去,中国的君主将统统拿去,存入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受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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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耳。但是,铁穆耳死得很早,他之后的皇帝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像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明朝建立,一直统治到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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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的民族优越感与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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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治理有序、社会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少有的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理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那时,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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