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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来，长期以来一直是竞争性的）公职考试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因：正是这种考试制度维护了其他一些事业，并使这些事业能有效地进行下去。全国凡是当父母的，都能理解这种考试制度的用意，所以，这种考试制度诱使父母们向自己的儿子们传授文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包括以上所引用的三个信条，以及有利于培养较高精神境界的其他许多知识。通过这种考试制度，所有贤能的人都被招募到小心地保持考试制度纯洁性的政府中来。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那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们并没有设置任何不公正的障碍来阻挠他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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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专制政府。它所维持的军队和警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事实上，仅够镇压派别叛乱，而完全不足以镇压一个表示厌恶的、愤怒的民族。但是，尽管这一政府并不实施暴政，但它在形式上和机制上却是一个纯粹的独裁政府。在一个地区内，地方行政官是专制独裁的；在一个省里，总督是专制独裁的；在帝国中，皇帝是专制独裁的。民众没有立法权，没有自行收税的权利，没有投票使统治者落选的权利，也没有限制或者停止政府开支的权利。因此，他们有造反的权利。造反在中国是阻止专断的、邪恶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种古老的、时常运用的符合宪法的正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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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Smith, Elder, 1856）, pp. 23，24，4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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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约束力太强。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以行会头领为首的地方行会。但是，这些行会头领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首领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首领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等。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创建自由企业的机会，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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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中国将军石像。它是北京城外通往明朝皇陵的墓道两旁的一些护卫石像中的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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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治集团限制性的内向政策的另一实例是竭力反对海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万人，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人。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相距不远的中国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所有的海外中国人都是抛弃祖先坟墓的人，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一中国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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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早期明朝航海业的异乎寻常的历史，提供了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抱消极态度的最富戏剧性的实例。这些航海其范围惊人，显示了确实证明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居领先地位的技术优势。随之而来的是，皇帝下达的禁止进一步海外探险的命令和官方对这一命令的立即执行（见第九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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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皇帝下禁海诏书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颁布禁海令，仅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体制结构和向外拓展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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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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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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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它们以诸西方国家皆不能用以控制西方的一种方式控制了东亚。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已成为西方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不可能存在，游牧民便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一直是最不依赖中国这一大国而自立的国家，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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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不过，日本群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朝鲜半岛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21英里宽。日本人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蒙古人的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长于借鉴的民族，但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令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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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从古墓出土的泥塑的穿盔甲的武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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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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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除了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会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须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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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与更早时候的氏族结构相比，这些变革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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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领域，日本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在新的封建时期，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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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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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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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地起作用。不过，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京都的各种娱乐活动，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个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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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是，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结果，反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进行。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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