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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从古墓出土的泥塑的穿盔甲的武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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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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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除了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会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须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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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与更早时候的氏族结构相比，这些变革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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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领域，日本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在新的封建时期，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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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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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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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地起作用。不过，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京都的各种娱乐活动，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个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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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是，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结果，反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进行。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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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图为京都众多美丽的园林之一。京都是足利将军的都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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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世纪，日本已由互相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这些封建领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大地主即“大名”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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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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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的回缩与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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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农作物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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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发展。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4世纪末叶，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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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会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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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会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除了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国内的惊人作用外，还有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缩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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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长崎港的出岛上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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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家；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为了寻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进了儒家思想和制度。他们采纳了儒家的由四个阶层——武士管理者、农民、工匠和商人——组成的等级制。他们还借用了儒家哲学，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合适关系。他们还在江户建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因此，日本人民渐渐地为中国哲学的伦理道德标准所影响。虽然佛教仍是大众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儒教已慢慢地成为日本最强大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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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像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更准确地说，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做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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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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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的参考书目中已列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由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参考书目的说明性文章：J. K. Fairbanks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Washington出版社，1968）。这个参考书目列举了诸如官僚国家的崛起、商人的作用以及阶级结构和流动性之类主题的近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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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20—1644年间中国历史的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是：W. Bingham所著的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Waverly出版社，1941）: E. A. Kracke所著的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3）: J. T. C. Liu所著的Reform in Su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9）: C. O. Hucker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1368—1644（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1）: E. Balazs所著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4）。以下两卷分类的专题论文集分析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A. F. Wright主编的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3）: J. K. Fairbank主编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7）。另一本有用的书是：J. M. Menzel主编的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Heath出版社，1963）。最后，M. Elvin所著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一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没有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J. Needham所著的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69）一书对此也有所论及。对于那些认为Needham的不朽著作过于浩瀚的人来说，更易理解但却很可靠的记述是：R. Temple所著的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7）。主题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读物是：P. Snow所著的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88）。最后，W. H. McNeill所著的The Pursuit of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2）一书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了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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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个方便而通用的参考书目，即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ding, 2nd ed.（Washington出版社，1961）。详细阐述的标准书目是B. Silberstein所著的Japan and Kore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2）。关于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在R. Tsunoda et al. 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一书中得到提供。英国学者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修订版（Appleton出版社，1944），及其权威性的三卷本的A History of Japan （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撰写了规范的通史。最好的介绍性的报告是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Past and Present的修订版（Knopf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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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pp. 1,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