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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个方便而通用的参考书目，即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ding, 2nd ed.（Washington出版社，1961）。详细阐述的标准书目是B. Silberstein所著的Japan and Kore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2）。关于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在R. Tsunoda et al. 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一书中得到提供。英国学者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修订版（Appleton出版社，1944），及其权威性的三卷本的A History of Japan （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撰写了规范的通史。最好的介绍性的报告是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Past and Present的修订版（Knopf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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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pp. 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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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London, 1914）,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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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by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per ＆ Row, 1943）, 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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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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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一个复杂文明的首次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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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恩· 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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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古人并不知晓；我们应注意到，没有哪个方面的发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结果而言，比三大发明更惹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1]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提出的这一论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如此明智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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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全球处于革命的新社会的影响下时，也为全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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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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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保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2]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基本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崩溃且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很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来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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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所需的资金。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是，接受者们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是，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为私有财产。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领主除提供封地以外，还应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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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应该是来自王权，所以，封建主们小心地选择一位合适的国王，即便他们无意尊重这位国王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国王们渐渐能够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利，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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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采邑。封建制度的后继者——采邑制度——依靠的是农奴们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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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作为对这种经济崩溃的反应，采邑成为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农庄，靠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各不相同，其居民少则二十人，多则数百人。农奴与奴隶不同，他们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们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们必须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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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远距离贸易、集中式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满足自身的几乎全部需要。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是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采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打铁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三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超过了希腊——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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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天主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似乎有悖常理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教皇无须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庭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坚称：“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此外，拜占庭的皇帝们被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攻击搞得不知所措。这就使教皇们可以放手加强自己在西方的地位；他们这样做时采取了两种方式。首先，他们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成联盟，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其次，教皇派出传教团，去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他们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如597年成立的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的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的德意志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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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方新的多元化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一个不受皇帝支配的独立的教会；代替皇权的封建君主和封建领主；代替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分别开垦荒地的自治的采邑；以城市为根据地，在反对贵族、高级教士，最终是君主的过程中有效地行事的新兴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000年后的500年中如何发展和适应，以及最终怎样发展起海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是以下几节所要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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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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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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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因素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免遭了公元1000年后的多次大规模侵略。只要看一看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地处偏远位置的重要性。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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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西盛行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以北的欧洲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