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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简单地看一看极其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罗马时期便已为人们所知道，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所以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原动力。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锻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登录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家就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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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中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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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年至1300年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首先是一连串的粮食歉收和饥荒，尤其是在1315年至1316年间；然后是黑死病，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地爆发；最后是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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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大不列颠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丰富的木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农民首次开始耕种村庄周围的荒地。令人吃惊却又千真万确的是：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得到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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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0 黑死病肆虐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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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仅耕种附近闲置的土地，而且还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迁徙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挺进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到20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在损害东欧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的情况下渡过易北河，而且其他移民也正在强行进入穆斯林西班牙，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进入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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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10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不过，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虽然当时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末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沿途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沿内地商路发展起来的大集市，对商品流通也很重要。这些集市中，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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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出现，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框架中，所以市民们从开头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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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一幅绘于15世纪的透视图，画的是11世纪或12世纪的一个市场。中世纪妇女正在积极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尤其是从事食物和衣物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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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民们获得权力和财政资源时，他们通常能说服国王向他们颁发皇家特许状，准许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市镇内联合起来。这种市镇有权充当社团，有权用自己的社团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行会是自愿社团，用以防护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们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例如，当时的惯例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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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不仅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例如，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们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8年，波罗的海沿岸的各个城市——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约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竭力主张在外国的商业特权，几乎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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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文臣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地区和印度拉其普特人的一些国家是地方贵族料理政务，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不仅在稳步地获得经济力量，而且在稳步地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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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图中所绘为14世纪末的意大利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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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的君主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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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世纪时，西欧已遍布封建小国；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蚕食已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西欧社会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诸城邦有时结成诸如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之类的强大组织。因此，为了反对这些集团的专一主义利益，此时兴起了一股势力，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后继者“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不断变化，无限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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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世纪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而不支持反对教皇权力的拜占庭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即位，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开始了。到13世纪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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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颁布《教皇训令》（1302年）时，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在《教皇训令》中，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坚定地阐明了关于教皇权力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此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顾问这时把王国福利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的教皇们成了法王的工具，失去了其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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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君主们的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与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市民们向君主们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他们还充当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等，以此提供管理才能。作为回报，新君主向市民们提供保护，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不合情理的要求。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自治的地方当局的一些杂乱模式；这些自治的地方当局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随着这些障碍物的消除，随着皇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出现了新的君主国。到15世纪时，这些君主国大致包括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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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而新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早期探险者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探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家乡的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宫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宫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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