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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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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这种与世隔绝使古代的生物类型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之类的植物及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之类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代人文类型也幸存下来；18世纪末叶，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当地的人文类型仍处于旧石器阶段。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土著居民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尚未确定。最新考古发现表明，土著居民到达这里的日期大约在5万年以前。这意味着，土著居民的祖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手，因为当时要从东南亚到达大洋洲的陆地，必须横渡约40英里的广阔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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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不同的种族群体渡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三个种族群体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别出来。大多数土著居民是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人，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什么毛发，头发、胡须卷曲如波。他们之所以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近代白人移民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这块大陆的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沿东北海岸，在澳大利亚唯一稠密的热带雨林地区，居住着第三个种族群体。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发蓬松，皮肤黝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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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著民族的文化并不相同。最先进的是居住在东南角的民族的文化；这里雨水充足，适合长期居住。但是，整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他们的停滞不前，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由简单的露天防风林组成，而在潮湿地区，则是低矮圆顶的小棚，这种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凑而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数编织的包和篮子，以及偶然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技艺高超，非常机灵。他们除了以动物为食外，还以范围广泛的植物为食，他们熟悉这些食物的种类、习惯和特性，并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率。但是，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的方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耕种。一个典型的仪式是：在希望增加猎物和植物的地方，将血和土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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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技术一样落后。像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后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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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社会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来说，研究工作成为一件乐事。但是，这些事物的过早发展，在18世纪末叶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说具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的话，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就更是如此。他们的人数极少，在欧洲人来到时总共约30万。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两个人，而在干旱的内地，每30到40平方英里才一个人。除人数少这一弱点外，土著居民还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们不大想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目无法纪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减少到今天的4.5万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8万混血儿。1853年，一位维多利亚移民在下面这句典型的描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亚土著所受的待遇：“仿佛是天意注定，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希干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将在文明拓展的面前从其本土消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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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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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洲人口居住情况的最新信息，见R. Shutler Jr. 主编的Early Man in the New World（Sage出版社，1973），此书中也相应包含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人口居住情况的文章。关于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影响，做出令人兴奋的分析的是：F. Jennings所著的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1975）。关于美洲印第安人数的最新估计，见M. Denevan主编的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University of Wisconsin出版社，1976）。对欧洲人扩张在生物方面所造成的致命影响进行分析的是：A. W. Crosby所著的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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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洲印第安人从早期移居美洲到现在的生活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描述的是：America’s Fascinating Indian Heritage（Reader’s Digest 出版社，1978）。做出令人兴奋的解释的是：P. Farb所著的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as Shown by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Dutton出版社，1968），书中还包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经历对现代人的意义所作的分析。其他值得注意的研究是：A. M. Josephy Jr. 所著的The Indian Heritage of America（Knopf出版社，1968）: C. Beals所著的Nomads and Empire Builders: Native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South America（Chilton出版社，1961）；极好地收集了一批读物的文集是：H. E. Driver主编的The Americas on the Eve of Discovery（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4）。V. W. Von Hagen对美洲三个最重要的文明进行了有趣的描述：The Aztec: Man and Tribe（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58）, The Incas: People of the Sun（World出版社，1961）和World of the Maya（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0）。对因纽特人作了最好的全面研究的是：K. Birket-Smith所著的The Eskimos（Crown出版社，1971）。关于早期印第安人在智利以及他们如何到达智利的情况，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见Science, 1998年9月18日，pp. 1775-1776，183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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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标准读物是：A. P. Elkins主编的The Australia Aborigines，第3版（Angus出版社，1954）: W. E. Harney所著的Life Among the Aborigines（Hale出版社，1957）: R. M. 和C. H. Berndt所著的The World of the First Australia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4）: A. A. Abbie所著的The Original Australians（Muller出版社，1969）: G. Blainey所著的Triumph of the Nomads: A History of Aboriginal Australia（Overlook出版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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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 J. Lockhart, trans., The Memoirs of the Conquistador Bernal del Castillo（London，1844）, pp. I,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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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 M. Adams, “Early Civilizations,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 in City Invincible, eds., R. M. Adams and C. H. Kraeling（University of Chicago，1960）, p.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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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ckhart, op. cit., pp. I,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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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ited by E. Galeano, Memory of Fire: Genesis（Pantheon，1985）,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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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ited by A. G. Price, White Settlers and Native Peoples（Melbourne University，1949）,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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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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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七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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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西方借以发迹的技术革命战胜了当时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是世界范围的社会。西方划时代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的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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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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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0到1500年的中世纪1000年中，世界均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时，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一个骚乱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一再发生的侵略而遭到毁坏。迟至12世纪时，英国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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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的面积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所有的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死去。但现在，这些地区若还有基督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敌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给他们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威胁更大，因为它曾供养了那些最高贵的灵魂——只要拉丁语还存在，他们的著作就能使《圣经》免于蒙受时间的锈迹。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遥远的海岛上、像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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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2世纪时，历史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未获成效之后，伤心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这一事实对世界事务的意义在1625年一位奥斯曼帝国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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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西方基督教国家］，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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