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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的面积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所有的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死去。但现在，这些地区若还有基督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敌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给他们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威胁更大，因为它曾供养了那些最高贵的灵魂——只要拉丁语还存在，他们的著作就能使《圣经》免于蒙受时间的锈迹。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遥远的海岛上、像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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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2世纪时，历史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未获成效之后，伤心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这一事实对世界事务的意义在1625年一位奥斯曼帝国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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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西方基督教国家］，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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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这幅由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绘制的卡塔琳娜的肖像画提供了16世纪欧洲存在非洲奴隶的证据。卡塔琳娜是居住在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安特卫普的葡萄牙经济部长若昂·布拉达奥的仆人。丢勒在1520年至1521年逗留低地国家期间成为布拉达奥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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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500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作的分析作一比较，全球均势的根本变化会变得十分明显。确实，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它标志着西方占优势的近代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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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诸文明中心。相形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各大洋上活动，因而可以自由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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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未受到挑战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稳步增长。因而，16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军大炮，享有像铁制武器优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19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更像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优势。因此，犹如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一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阶段，开始了全球性阶段（见地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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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8 1500年前后世界上的文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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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W. Clark, “New Europe and the New Nations，” Daedalus（Winter，1964）,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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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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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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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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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欧人开始探险航行时，他们发现散居世界各地的诸民族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例如，中国人所拥有的文明是如此富裕、先进、治理有方，以致许多早期的欧洲来访者都认为中国人的文明优于他们自己的文明。其他的海外人都是些赤身露体、到处流浪的食物采集者，欧洲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几乎不能算人。因此，欧洲人将他们赶进沙漠或丛林，或奴役他们，或追捕他们、消灭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欧洲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提出这样的理由：我们是一个优等民族，正在将自己优异的文明之光带给世界上诸劣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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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由引起一个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各种族到底是天生就平等，还是有些种族生来是优等民族，有些种族生来是劣等民族呢？绝大多数科学家——虽然不是全部——都一致认为，各种族通常是平等的。1952年9月，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在他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所发表的声明，是颇具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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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人认为，人类诸群体在发展智力和情感的天赋能力方面有差异，但现有的科学知识并未为这种看法提供任何依据……遗传差异在决定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不起什么重要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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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遗传基因解释不了欧洲探险者在海外发现的巨大差异，那么什么东西能解释呢？这在今日世界是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它还引出了种族主义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种族主义认定，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有由生物学所决定的优势。教皇约翰二世对这一问题感到极为不安，恳求主教委员会即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去帮助和唤醒良知……让诸族群和诸种族群体彼此间相互尊重”。1988年，主教委员会报告说，种族主义是一种在古代并不存在的近代现象；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确信，他们对野蛮人有文化优势，但并不认为，所谓的野蛮人由于与生俱来的生物原因而低人一等。在近代以前的时代中，以基因为依据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很简单，各种族生活在地区性的与世隔绝中，因此，无须面对这一问题。但是，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以及随后的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征服和奴役，种族主义成为能为这些行为辩护的一种方便的理论说明。1537年，教皇保罗二世谴责那些种族主义者说，他们认为“应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那样对待西印度群岛和南部大陆的居民，专门利用他们来为我们牟利，为我们服务……因此，我们决定并声明，除了基督教将来会知道的其他任何民族外，还有上述的印第安人，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的自由和财产也绝不可被剥夺……恰恰相反，他们有权享有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她（教会）告诉每个人并试图实践的道理是：‘人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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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述问题：为什么欧洲探险者在海外诸民族的发展中发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提出了一种似乎与实际的历史经验相吻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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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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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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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这一假设应用于全球范围，我们就会发现，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应该是所有群体中在文化上最受阻碍的群体；其次是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最不受阻碍或者说最先进的——是欧洲大陆各民族，相互之间处于不断且普遍增加的接触之中。当然，这恰好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水平的递变。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处在从加利福尼亚的旧石器时代部落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的不同发展水平上；非洲黑人表现出类似的多样性，虽然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较高；最后，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存在着在欧亚大陆发现的非常先进、高度发展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东亚的儒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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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的基因优势。它仅仅意味着，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占尽了天时地利。在其他历史时期中，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古典文明时期，是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处于文明世界的中心，因而成为最易接近、最发达的民族。相形之下，北欧人那时处于边缘地区，因而与世隔绝，很落后。于是，我们发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在给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从大不列颠岛购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无法成为雅典人家庭的一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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