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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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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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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这一假设应用于全球范围，我们就会发现，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应该是所有群体中在文化上最受阻碍的群体；其次是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最不受阻碍或者说最先进的——是欧洲大陆各民族，相互之间处于不断且普遍增加的接触之中。当然，这恰好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水平的递变。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处在从加利福尼亚的旧石器时代部落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的不同发展水平上；非洲黑人表现出类似的多样性，虽然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较高；最后，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存在着在欧亚大陆发现的非常先进、高度发展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东亚的儒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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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的基因优势。它仅仅意味着，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占尽了天时地利。在其他历史时期中，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古典文明时期，是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处于文明世界的中心，因而成为最易接近、最发达的民族。相形之下，北欧人那时处于边缘地区，因而与世隔绝，很落后。于是，我们发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在给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从大不列颠岛购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无法成为雅典人家庭的一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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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中世纪文明时期，地中海依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北欧依然是诸落后民族居住的与世隔绝的地区。因此，11世纪时，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生性冷漠，从来没有成熟过；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但是，他们缺乏灵敏的头脑和敏锐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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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和托莱多的那位穆斯林在他们那个时代都轻视北欧人，认为他们“愚蠢”，缺乏“头脑”和“智力”；事实似乎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北欧人的“落后”同地理大发现时代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落后”一样——或者同当今世界诸不发达民族的“落后”一样——都与基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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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处在什么时期，“落后”都意味着易遭攻击，因为“落后”民族在人数和技术上都落在其他民族后面。对于有数十亿人口和极度发达的技术的当今世界，情况尤其如此。所以，据估计，自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文化已消失——或者被毁坏，或者被同化。因此，美国人类学家协会建立了“人权委员会”；同样，1972年，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的机构。这一机构试图保护各种现存的文化，例如，它代表因亚马孙河流域的淘金热而陷于危险的亚诺玛米印第安人、尼日利亚境内因石油公司的开采而遭到破坏的奥戈尼人部落和受到危地马拉军队劫掠的玛雅印第安人，来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诸“本土”民族是濒于灭绝的群体，其成员的情况通常已为人们所了解；尽管这些“本土”民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中，但仍占世界人口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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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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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族的性质、意义和结果，最有用的读物是：P. Mason所著的Race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了国际上一些科学家写的论文：The Race Question in Modern Science（Morrow出版社，1956）。所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同意，一个种族的成就是由历史和社会背景、而非基因决定的。阐明相反观点的著作是：A. R. Jensen所著的Genetics and Education（Harper & Row出版社，1972）和Bias in Mental Testing（Free出版社，1980）。L. J. Kamin已在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John Wiley出版社，1974）一书中对Jensen的研究结果作了反驳；S. J. Gould也在Ever Since Darwin（Norton出版社，1981）一书中作了极有趣的、极具权威性的反驳。J. Dower则在War Without Mercy（Pantheon出版社，1986）一书中对“二战”中太平洋地区种族的作用作了重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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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UNESCO, What Is Race?（Paris, 1952）, pp. 8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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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Boas, “Racial Purity，” Asia, XL（May, 1940）,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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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by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Viking Press, 1943）,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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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ited by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Viking Press, 1943）,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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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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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五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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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应从1500年这一年开始？为什么是西方人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叶做出的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中起了主要作用？前一问题将在第十八章中予以回答；后一问题是本编余下各章要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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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做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会率先从事至今仍可感到其影响的海外事业呢？第十八章、十九章将分析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的传统社会，第二十、二十一章将考察与此形成对照的西方社会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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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八章 西方扩张时的伊斯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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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土耳其人）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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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布朗特，16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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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为什么哥伦布不是中国人或阿拉伯人这个问题，就一定要了解当时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的情况。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将分析为什么尽管中国和中东也都是高度发达和富足的地区，却没有出现西欧的扩张现象。我们将会看到，悖谬的是，正是这种富足和高度发达的水平使得他们自鸣得意、自我满足，因而不能适应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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