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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London, 1809）, pp. 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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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在过去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看不起，表示出一种傲慢。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成立——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时，却得到了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4]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16世纪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在18世纪，则无异于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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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所带来的最有破坏性的后果之一是，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的划时代成就一无所知。不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穆斯林科学本身已停止发展，并对未来的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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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明伊斯兰帝国何以衰落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三大伊斯兰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属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他们的帝国是向内面向中亚的陆地，而不是向外面对大海。这些帝国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不感兴趣，因此，当葡萄牙人开始夺取印度洋商路的控制权时，他们的反应却很小，甚至根本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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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的意义在于，欧洲人能在不遭受穆斯林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商路的主人，而以往欧亚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一向都控制在穆斯林手里。这一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欧洲人极大地富裕起来，并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于是，一个恶性循环也就逐步形成：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拥有生产力和动力、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伊斯兰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到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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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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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章直接相关的是J. J. Saunders所编的极好的资料集The Mosle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T. W. Arnold所著的The Preaching of Islam, rev. ed.（Constable出版社，1913）详细描述了自穆罕默德时代至19世纪末伊斯兰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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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诸伊斯兰帝国，见H. A. R. Gibb和H. Bowen所著的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Part 1 and 2（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0，1957）: H. Inalcik所著的The Ott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eld and Nicolson出版社，1972）；多卷本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Cambridge出版社，1968ff.）: N. Itkowitz所著的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0）；笔法轻松的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和R. Dunn所著的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ler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6），后者对伊斯兰世界作了发人深省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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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穆斯林诸帝国的衰落，见J. J. Saunders的The Problem of Islamic Decadence, Jounal of World History 7（1963）, 701—720: T. Stoianovichs的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 Slavic Review, 21（December 1962）, 623-632, 和B. Lewis的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见C. M. Cipolla所编的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Methuen出版社，1970, pp. 21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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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hmed Pasha, Ottoman Statecraft: The Book of Counsel for Vezirs and Govenors, W. L. Wright, ed. and trans.（Princeton University，1935）,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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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T. Foster and F. H. B. Daniell, ed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London，1881）, pp.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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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T. Foster and F. H. B. Daniell, ed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London，1881）, pp.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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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ited by W. Eton，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London，1809）,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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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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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体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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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17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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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的中东和南亚的伊斯兰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伊斯兰世界为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是朝鲜和日本。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具有内向性的社会。它们的变化速度缓慢，且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另一方面，儒家世界因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伊斯兰世界大为不同。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顽固不化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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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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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久远，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和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国的文明更具连续性，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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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结合得都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的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平均一年一熟的情况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 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多，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的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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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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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所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德语、瑞典语之于西班牙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义却是同样的。西方类似的情况是阿拉伯数字系统：例如，“8”这个数字在意大利语、瑞典语或英语中的发音是不同的，但“8”这个符号的含义在这三种语言中却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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