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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结合得都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的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平均一年一熟的情况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 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多，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的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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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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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所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德语、瑞典语之于西班牙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义却是同样的。西方类似的情况是阿拉伯数字系统：例如，“8”这个数字在意大利语、瑞典语或英语中的发音是不同的，但“8”这个符号的含义在这三种语言中却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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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1300多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儒家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依靠法律和制度——西方正是这么做的——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中国的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时，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它们从下到上的顺序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县试，然后是省城的乡试，最后是京城的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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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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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教诲组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其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夫子”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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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应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作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因此，孔子是一种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这个传统所在的文明，由此比任何其他文明更专注于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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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始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两度为外来王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并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王朝的兴亡替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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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孔子施教图。孔子正教给弟子们建立一个幸福、有序的社会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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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朝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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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可以用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某些特点来解释。每个新王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王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王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最终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府越来越懈怠，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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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越来越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总有一天，这些局部的起义会扩大为普遍的暴动。这些普遍的暴动转而又招来游牧民的入侵，尤其是因为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王朝濒临灭亡，新王朝日渐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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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王朝（公元前1523——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并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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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商代晚期的亚醜钺，两肩有棱，弧形刃，器身为透雕人面，钺正反两面铭“亚醜”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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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商朝之后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的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形成了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仍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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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尽管偶尔也有失误，却一直持续到1911年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时才告终。该结构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训练有素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一个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得以维持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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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秦之后的汉朝（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东汉，25—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南达中南半岛——而著名。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崛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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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汉人的王朝。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因此，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汉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汉人的制度或者汉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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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王朝即汉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汉人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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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看作幸事。但是，这些世纪却见证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的崛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崛起的世纪。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祸事，而非幸事。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明朝时中国人中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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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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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